行人纪事

我待会要重新回到中心工作了。告别了长达近两周的春假，我自行在无人的教室里安静地工作。没有人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不会有人打断你，不会有人不顾后果地一直对你说话，让那些莫名其妙的字眼铺天盖地的喷了你一身。

有时候，周围的人过于喧闹。这时，待在自闭症患者身边就舒服多了。在我扮演一个长者，一个自以为是、含情脉脉而又无辜的施爱者身份时，我们之间不断产生那恼人的矛盾。积怨不断在加深，加深。你对世界的仇恨，对自己的怜悯与蔑视。不可一世。

直到昨晚我才知道乌鸦与蜻蜓也可以被吞食。我们自相残杀还不够，还要伤及无辜。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通吃。

第二天。我状态良好，整装待发。上路的感觉总是美好的。我，离你越来越近，也离老无所依越来越近。窗台上的淡绿色植物总是悄悄地往有阳光的房角挪靠，她白天呼吸着氧气，怡然自得，夜里却又急匆匆地把它吐出来。我醒来时惊见她绿枝伸得老长老长，想要在夺窗而出以前将在沉睡中的我活活掐死！

感觉自己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像一只鼹鼠那样从冬眠的地洞钻出来，张大双眼看这个其实可以很美丽的世界（只要能一直保持无动于衷的姿势）。二月了，春天来了，吕茜尔说她能闻见春天的气息了。

我最近做了好多家务，还看了几部好电影，读了一点书，赖了几下床。该起来了。有电影的世界真是美好。把灯关了，四周暗暗的，就剩下眼前的这片光，和自己。我是越来越热爱德国人和他们的电影了。还有伊朗，伊朗总有让人眼前为之一震的好电影。至于法国，我最近看了两本关于法国的书，法国人真的热衷于谈恋爱与品尝美酒佳肴，一肚子的情情爱爱，满嘴的红酒与香草，就连地板上摊开着的《世界报》也是很唯美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不需要如此这么地担忧未来，继而能堂而皇之地享受今日，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生活呀生活。我听见有人说，除了你，我们还有、又能有什么？

我两个比较喜欢的朋友回国了，回到曾经熟悉的故乡去。很快她们就会回来。她们在北京时我们其实也不常见面，可我心里还是惦记着她们的。春节时整个北京少了许多人，有点空荡，但也难得冷清。84说了两遍，说假期时他果真无人问津。我笑说，你平时也不见得有很多人问津呐。其实，无人问津的才是我，我自己也懒得去问津。只要知道一些朋友还平安地在世界的一方活着，那就好。

该起来了。我的一个学生曾无厘头地说了句令人费解的话，“别吃了，再吃就该开枪了”。她偶尔在吃零食时会迸出这样一句话。兴许是从电视上学的下半句，然后她自己添盐加醋，成了这么一句话。

是啊，别睡了，再睡就该开枪了！

把家里的植物统统挪到沙发上晒太阳，我也和她们一起懒洋洋地坐着，让难得的满屋子橘黄色的阳光铺盖在我身上。这间房子长年累月地阴冷、潮湿，安静时静得让人有点恍惚，幽幽的，不知所然。

今天早晨，我又梦见我的过去了。梦里过去的那些人说话声音很大。我告诉自己是时候醒来了，便张开眼，想透过那撩乱的窗帘知道窗外的天气与时间。没有阳光。是啊，屋里这时候通常不会有光的，除非你开灯。恍惚之间想起84说过很害怕曼祯的那句话，“我们回不去了”。他不在家，我开始想念起他来。

回不去了，我们。那声音如此苍凉。美好的与不美好的，统统都回不去了。

我最近感觉生活开始不负重荷，像是机器启动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该歇会儿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其实自己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坚强与刻苦。很多事情没有真正真正用心去做。有些事情却又过于用心，以致无法承受往后的重压。我的父亲前天又来电劝我回去，他说那里是我的根，人迟早是要归根，回家的。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写给84的那句诗（那是诗么？），我离开那阴湿的子宫，在你的巢里静静躺下，然后慢慢地老去。

我们回不去了。曼祯对世钧说。十几个年头过去了，该老的都老了，不该记住的却也都记下了。回不去，也忘不了。

阳光悄悄流走了，留下一大片阴暗在屋里。我的植物倏地沉静下来，我的心却狂奔起来，咯噔咯噔，直往屋角窜逃。

    在睡梦中，瓦茨拉夫•哈维尔走完了75年的人生之路，他的太太维什诺娃和几位修女陪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受慢性呼吸道疾病困扰，哈维尔的健康状况长年不佳，与之相伴的则是世人皆知的烟瘾和与监狱的不解之缘。1983年的那次出狱，就拜严重的肺病所赐，颇具黑色幽默色彩。1989年12月29日，他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距离最后一次出狱仅42天。此后他终于与牢狱绝缘，但疾病仍旧是终身之敌。1990年代，他因癌症而切除了一部分肺。2009年1月，他因炎症入院，在一次咽喉手术后呼吸更为困难。

    1992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和平解体。转年，经过司法 程序，他出任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诗人贝岭的眼中，即使声望如日中天，哈维尔总统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不时露出“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作为“布拉格之春”与“天鹅绒革命”的主角，哈维尔并没有着力于无休止的清算，无论针对前政权成员还是自己的战友。值得一提的是，在转型后的国家中，前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于1992年出任国会议长。

    身为“哲学家王”，哈维尔在施政时仍然尽力保持清醒的头脑，非常谨慎地限制着自己的浪漫情怀。他对现代性颇为警惕，不信任苏维埃政治与议会政治，主张寻求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公平”的经济。不过，他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作伟大理想的实验品。另一方面，他被指批评多过建设性意见，从而被讥讽为“高高在上的教师”。变革的激情过后，异见领袖的荣光逐渐雨打风吹去，众望所归的哈维尔也要面对支持率下降带来的焦虑。知识分子式理想主义与政治理性之间的鸿沟，或许就是现实生活中“哲学家王”无法解脱的困境。

    虽然内外形势起起伏伏，但是，在哈维尔担任总统的十年间，捷克加入了 欧盟和北约，铺就了转型之后的“重返欧洲”之路。在致哀的声明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形容他是“真正的欧洲人，终其一生支持民主与自由……他的名字将永远与欧洲的重新统一，以及欧洲价值在中、东欧的播散相联系，也极大鼓舞着全世界所有为自由与民主而奋斗的人们”。在深陷危机的时刻，哈维尔仿佛是那曾经“伟大”的欧洲的绚烂余光。

    在唁信中，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使用了类似的措辞——“我们德国人有更多可感谢他的地方，我们为失去你这样的伟大的欧洲人而悲痛。”可以想见，相对于那些致力于欧洲统一 的同事，生长在民主德国的默克尔对哈维尔的体认会更为立体：他不仅是一个殚精竭虑的欧洲政治家，还是一个富有道德勇气的作家和思想家。无疑，中国的知识分子更为关注哈维尔的后一个身份，这是属于全世界的哈维尔。

    作家査建英记载过一个细节，在探监时，她遇到了一位不认识哈维尔的审查官，使一本《哈维尔文集》成为漏网之鱼。不认识哈维尔并不稀奇，而且封面上的这个外国老头除了神色阴沉，并没什么大奸大恶的眉眼。在这次经历中，哈维尔再一次成为自由的象征。

    在这本文集的序言中，已故的李慎之先生把哈维尔的主张总结为“人人说真话，人人办实事”。在他看来，哈维尔提出了一种“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政治的政治”，并通过倡议和解的“七七宪章”加以实践。

    像很多思想家一样，哈维尔指出了“沉默的大多数”或者说“平庸的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可贵的是，这位理想主义者愿意知行合一地践行自己的主张——“真理与爱必将胜过谎言与仇恨”。虽然难免树敌，其中与布罗茨基和（他做总统时的捷克总理，现任总统）克劳斯的辩论还尤 其著名，但是他并不情愿使争论堕落为党同伐异，譬如为昆德拉申辩——尽管对昆德拉的某些行止不以为然，但是当昆德拉遭遇道德清算的时候，他仍然抱持公允之心发表意见：

    “我严肃地认为这不可能——米兰•昆德拉匆忙地赶到当地警察局，报告说有人告诉他，他们听别人说有个间谍将去某地拿个手提箱，我不认为也不相信事情会这么愚不可及地披露于世。……如果这个丑闻牵涉的是体育博客（Joe Blogs）而非著名作家，那就没什么事儿。所以，做好作家、因为写作而出名是有风险的。无论如何，有时还是要冒险的，这对公众有好处。如果没有昆德拉的作品，世界显然会变得更差。而另一方面，在2008年10月16号那天，昆德拉的情形显然会变得好些，或者至少能跟体育博客等量齐观。

    最后，我有两件事要说。一件说给年轻的历史学家：在评判历史的时候请务必谨慎，否则就像你前辈所做的那样，伤害可能大于良善；一件说给米兰：尝试超然世外！如你所知，人生路上所发生的事情，要比受到媒体毁谤更为糟糕。”

    在生活中，哈维尔不是甘于为宏大事业而牺牲独立个性的人。1994年时访问捷克时，比尔•克林顿见到了哈维尔，在他看来，对方“个子不高，说话柔和，眼睛不停地眨着，极为聪明，是各地自由力量的英雄”。哈维尔带他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两个人合奏一曲，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克林顿把这件事写进了自传《我的生活》：

    “那家俱乐部曾是他天鹅绒革命支持者的温床。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介绍给大家，递给我一枝新的萨克斯管。这枝萨克斯管产于布拉格，是由一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为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乐队制造萨克斯管的公司制造的。他叫我吹萨克斯管，和乐队合奏。哈维尔满怀激情地敲着小手鼓，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和《我可爱的情人》”

    哈维尔与发妻奥尔嘉的爱情，通过他的狱中书简为更多人熟知和感动。正因如此，他与电视明星达格玛•维什诺娃的结合引起了争议，那时奥尔嘉过世尚不足一年。他不得不通过电视向国民解释，“她一直都是，以后也是我心灵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去世前，奥尔嘉告诫我要再婚……我和达格玛结婚，不是让她取代奥尔嘉，而是认识到彼此相爱，要生活在一起。”

    把哈维尔归入某个阵营，视其为某种理论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会掩盖他的大部分光彩，因为那是个真实生活着、敢爱敢恨的人。去世之后，他声援过的论敌昆德拉说，“哈维尔最好的作品就是他的一生”。这算得上对这段丰富人生的最好总结。

文章出处： http://life.caixin.cn/2011-12-20/100340600.html

跟往常一样，今年的平安夜也会有姜饼和礼物，只是身边少了一些人，而我也开始想念在远方，从来没有见过雪花的妹妹。耶诞节的早晨，我在朦胧间看见那两个熟悉的身影款款走上那曲折的楼梯。小女孩也悄悄上了楼，看见了一些令她终身难以忘怀的景象，那景象如此神秘莫测，和她的世界如此不同。

查理的圣诞节很有意思，放张图在这里，庆祝一下我和84在北京的圣诞节。多么希望这是自己的倒数第二个北京圣诞节。时光不待人，我开始在幻想生活在别处的自己。是啊，生活总是在别处。

我听见窗外有人在铲雪。我病了。在寒冷无风的冬日早晨作出了一些决定，然后把自己深深深深地埋进毛毯里，想再也不出去。又是到了年终岁首之际，我们又要重新来过。一年又一年，仿佛如此。

告别过去一年日以继夜的全职生涯，我想换种生活方式，对自己，对世界会更好罢。停下脚步，发现自己在用一双长满茧的手拾掇残余的流水，是脸颊上的泪水还是脚下身后的水，我竟也不知晓。

病了病了。所有的人都疯了。

你在跑个什么劲？

有些人真的可以很伟大，就像我想象中的过去的美国一样，也可以很伟大。渺小，直至发现伟大与永恒。

铲雪的人走了。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如也。难得的一场空呀。

曾经我对茶几上的那个生锈了的盒子如此着迷。盒子旁边总是伴随着一叠薄薄的纸，纸张雪白雪白的，和生锈了的铁盒一起静静地躺在那里。中午从那满是木架子的菜园回到家中，外公会坐在茶几旁的那张红色躺椅上，低着头开始卷烟卷。

我一直以为外公外婆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座树林里。那是因为每次要去见外公外婆时，父亲都会把车开进一座树林里，一路颠簸着，慢慢地开呀开，经过一丛稀疏的椰树。倾倒在地的椰树上偶而会有一、两只野猴蹲坐在树干上，双手抱着椰子，眼睛紧盯着坐在车里的我和弟弟。椰树后面是一排排可可树，只有小孩站在可可树丛中才不会被发现，可可树太矮了，藏不住大人。

先是看到那间偌大的高脚屋，然后外公的家便到了。同样是高脚屋，好几根极细极细的木柱深深地插入土里，顶着由无数块木板组装而建成的木屋。几级深红色的阶梯将木屋和地面衔接起来，爬上楼便是外公外婆的家了。我从来没有怀疑那些木柱的支撑力，径自在木地板上又蹦又跳，双脚踩在凉凉的木板上，感觉和土地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远。

往左走几步便是窗户了。窗户上的粉色窗帘永远是敞开着的，把纱窗打开，可以看见底下有群小鸡叽叽叽叽地跟着母鸡转。母鸡和小鸡们时而跑到落地生根丛中，时而躲到高脚屋底下，那里有外婆洒下的小米，等着小鸡们去啄食。

红色的躺椅就在窗子边的角落处。每一天，外公坐在那里，把一只脚高高地翘起，裤腿卷得高高的，泛黄的背心随意地耷拉在椅背上，卷着他的烟卷。外公小心翼翼地拈起一撮又一撮烟丝，将它们放到烟纸上，然后再慢慢地卷起来，点上火，放到嘴边上吸。偶而外公也会抬起头来看看电视上正播放的节目，有的没的瞎看。遇到英语节目，看不懂，便转头问身边路过的人，“讲什么呀？”。

等到从躺椅上起来时，外公的背脊上便是一条条印痕了。那是长时间靠在椅背上而留下的印痕，在外公深棕色、带有些许斑点的身体上停留片时，稍一会儿就不见了。外公踏着外八步型，径自往厨房走去，留下未烧尽的白色烟卷在茶几上，孤独地继续燃烧。我跑上前去悄悄将烟卷捡起，学着外公抽烟的样子，抽起烟来。但我也就只能抽个一、两口便被呛着了，而后赶紧把烟卷放回到烟灰缸里，看着它继续地烧下去……

外公从来不知道多年以前我曾经偷偷抽吸他那未燃尽的烟卷。这是我和烟卷之间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我一直喜欢香烟的气味，喜欢看着烟卷被慢慢燃烧，直至白色的烟纸消失在眼前，灰飞烟灭为止。

不知道外公在被燃烧时会不会想起这些年来他的那些从未燃尽的烟卷？听母亲说，那天的天空异常的晴朗，火红的太阳高挂在空中，天空低下是庸碌一辈子的我的亲人，站在大地上抬头看天，看眼前熊熊的火，以及外公的那具干瘪无力的身躯。火花在炉子里不停地跳跃着，时而有嗞嗞声从炉子里传出，仿佛那蓝色的火花就要从火炉里蹦出来，盘踞在外婆的身上。

* 记念我那逝去的外公。

2011年06月30日《星洲日报》

就像某人说过的，周六确实是个很好的浣衣天。把堆积许久的衣服（天呀，还有冬天的棉袄！）拿出来，无名小虫顿时四处逃窜，我和1984静静地站在洗衣机前，看着这台机器里的滚筒转呀转，他仿佛在以惊人的语速说着连串的“没有，没有”……84最害怕听到机器停止转动后发出的响声了。

可能蜷居么，我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预示，也喻示着美好时代的来临。

最近我频频听到有人说我有可能是高功能自闭症者，84听了很兴奋，也在不断积极地为自己找出各种证据，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曾经）也是自闭症患者（当然不会是低功能那类），这样便能为自己的种种行为合理化了。

我的一个阿斯伯格朋友总是爱打断我的话，并以各种在旁人看来是如此莫名其妙或不合时宜（什么是合时宜？）的话语或举止对我的言语或行为做出回应。他的想象力永远是如此丰富，记忆有时又是如此惊人地好，以致让你怀疑自己和他究竟是否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回到刚才的话题。蜷居，有这个可能么？

在我看来，马克就是一个蜷居者。他有可能认得你，可是却不认识你。约伯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后仿佛经了当头的一大棒喝，眨了眨眼睛，对上帝说了句“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这样缠绵悱恻的话，如此的结局不会，从来不会在马克的生命中发生。说白一点，马克就是少了这根弦，永远缺了根筋。当然，马克在和桑娜小姐造爱的时候还是会因为生理/科学反应以及基于剧情需要（马克曾经从电视上学会知道男人和女人造爱时女人应该不断叫喊，而男人则最好/应该在关键时刻短促地叫几声）而蹩脚地叫了几下，桑娜小姐则好似一点也不在乎他，她在乎的是如何教会马克和自己的身体完美地相互搭配。

除了桑娜小姐，马克的生命好像就没有其他人了。

你见过马克这样的人吗？

应该没有。都说马克是个蜷居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