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07月28日

    北国之春:进城的人

           我和夏木住在北国的朝阳区,朝阳区很大,先前我们住金台西路,后来才搬到望京。住金台西路时,我有一段时间每周至少去顺义两次,顺义国际学校多,我在那里代课和给小学生读绘本。从金台西路的家到顺义,要走好长的路和坐不同的地铁,这样一来一回,很容易让人有路越走越长的感觉。寒冬,天黑得早,我偶尔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仿佛自己也和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

           相对于顺义和望京,金台西路离市中心要近许多,所以我们称去顺义为出城,从顺义回来,便是进城。唐朝贞观之时,顺义被称作归顺州,一度改称归化郡,后来恢复旧称,再后来则被简称顺州,是燕云十六州中的一州,曾于不同时代受汉族、女真族及蒙古族统辖。民国时期,顺义属河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五〇年代末,顺义划归北京市,成了顺义区。

           大抵住顺义的人有三类,一类是农民工,一类是上班族,还有一类是中产阶级。农民工和上班族多半因为相对而言较为低廉的房租而选择住在顺义,他们有的背双肩包或斜挎包,有的连拖带扛,带了一堆衣服、杯碗和暖水壶,往返于城中城外。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不坐地铁,他们白天开车进城,黄昏时分再回到顺义,那里宛若一片城外桃源,清静些,房价也比城里的低。也有坐地铁的中产,多半是外国人,顺义有洋气的别墅、干净的公寓,国际学校多,也不缺进口食品超市,环境清幽,花香招蝴蝶,这么多外国人聚居于此,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

           每一次的出城于我都是五味杂陈的行旅,我和进城的人擦肩而过,极少正视彼此,去的是不一样的地方,生命深处却隐然有一种相通的气息,时而苦涩,时而甘甜。 这些年,人们以北漂、屌丝、蚁族之类的新名词或相互称谓或自嘲,我和夏木有时也会笑称我们都是北漂,只是我比他漂得更远,也更久。

           天刚亮,进城的人出地铁,上楼梯,再进地铁;夕阳西照,进城的人出城,依旧是那一具疲惫的肉身,有时候,我会悄悄看一眼地铁的隔离门,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和那些进城的人一样,同样是满脸的倦怠。

           如此进城、出城的日子不容易坚持。长途跋涉,回到家后想得最多的似乎便是今晚吃什么,不洗碗的话蟑螂会不会出来,明天想的还是同样的问题。路上,我们低着头,观看着朋友圈里的各种动态,有时几近下意识地点上一、两个赞,更多的时候是出于支持或怜悯而心甘乐意摁下那一键。不低头的人们则默默地或坐或立,看地铁里的小电视、广告、路线图,还有那终将与自己殊途同归的陌生人。

           这都是些苍凉的事,想着想着就很伤感。

  • 2015年07月26日

    北国之春:喫点心

           冬天,在四合院小聚,燕儿带来了几袋义利点心,那是我和夏木第一次听说义利这家百年老店。从来只知道稻香村,过去学校对面就有一家,逢年过节都会给自己和夏木的家人买点心,却不晓得义利才堪称真正的中华老字号。那晚,尝了块熔岩蛋糕,许是天冷,蛋糕像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似的,瓷实,巧克力溶液已非液状,可却依然美味,印象深刻。
           一直要到我们搬到了望京,才再次有机会尝到义利的点心。搬过来几个月,又是冬天,第一次去附近的邮局寄信,才发现原来阜通东大街上就有一家义利。年末,北风萧瑟,偶尔一阵寒风,吹打着门上的塑料帘,人人都顶着风往帘里钻。进去了就好了,风停了,似热闹,却也寂寥起来。
           散步到义利成了我们家的又一个传统,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仪式点缀着我们的生活。出门,左拐,一直走,再左拐,就这么简单,不会迷路,即便是一个人去,另一个人也能安心在家等待,对自己说没关系,很快,很快就会回来的。一起去的时候,我会弯着腰,看着橱窗里的点心,认真地念纸片上的名字,遇到或熟悉或有趣的名字,都会拉着夏木一起看。可惜我们都是比较刻板的人,吃来吃去其实就只是那几样,不怎么爱尝鲜
           不同类的点心永远不会被放在同一个袋子里。点心按重量收费,价签打出来,贴在袋子封口处,上面同样有点心的名字,结账时总会暗自惊叹怎么这么便宜,以后要多买才是。
    只有菓子面包是不称重的,每一块都有独立包装,叠放在架子上。听闻义利是中国的面包王,上世纪五〇年代,当人们还时兴小作坊时,他们就引进西方制作面包的技术,开始了所谓的流水线生产。如今,菓子面包分工厂生产和手工制作,带核桃仁和果脯,最原始的自是手工制作的,用蜡纸包装,保鲜,质感也好。
           过两天夏木要采访老树,老树便成了近日家里的新话题。夏木说燕儿很喜欢老树的画,想找她聊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眷恋。我笑说看燕儿那闲来没事喜欢逗猫、淡泊的性情,当然会是喜欢老树的,他俩的生活哲学根本就是一个样儿嘛。燕儿是老北京,皇城根底下的人,悠哉悠哉的,去义利,想来也就是那么一进一出,自然习惯的了,哪像我这般小心翼翼。

  • 2015年07月22日

    明年

    如果明年我不在了,你还会想我么?

  • 2015年07月21日

    北国之春:恋秋葵

    过去在北国不见生秋葵,那是在梦里或东南亚菜馆才能见到的蔬菜。秋葵性喜温暖,产于埃塞俄比亚及亚洲热带地区,原来就不属于这里。她开黄花,一朵朵宛若纸巾折成的纸花,偏执地倾斜着。

    以刀切割,偶尔会听见几声清脆的响声,那是切到娇嫩的秋葵,成熟的秋葵不会这样。左手轻按秋葵末端,右手执刀,一棵棵切,秋葵籽缓缓爬到了刀身上,带着一滩无色、淡淡的黏液。

    意识在物与物之间的流动、窜跃很微妙,永远是诚实的感知。一颗成熟的黄芒果,可以让人想起后院的芒果树、市集上形状不一、各种颜色的芒果、毛泽东的手;而一棵秋葵,能让我们想起羊角、咖啡、女人妩媚的指尖、妖姬、杨桃、精液等等。

    小时候住八丁燕带,周末总会跟着妈妈去菜市。偶尔碰到同学的妈妈,对方见到我,总喜欢问“吃什么会变得这么聪明”这样的问题,妈妈笑称是吃了很多秋葵。此 后,果然,每到考试时节,阿伯的秋葵总是很快就卖光。这样偶然的小事,我们似乎都还记得很清楚。她爱唠叨、好面子,每次家里吃秋葵都要提起这件事。

    在南方,我们或清炒或酿秋葵,也以秋葵做咖喱、阿参鱼。北国云集了各种吃法,清炒、白灼、凉拌,也伴以木耳、鸡蛋、虾仁、猪肉、豆干、鸡肉、杏鲍菇、山药或辣椒炒制,又或者直接蘸酱生食。怎么吃都是一种惯性,一方水土,一方人,一种饮食。

    今天生平第一次做秋葵,清炒,是以为记。

  • 2015年02月22日

    北方的春节

            他这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过阴历年。过去他对于过年这件事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例必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家里等着父亲回来祭祖宗吃团圆饭,小公馆里偏偏故意地扣留不放。母亲平常对于这些本来不大计较的,大除夕这一天却是例外。她说"一家人总得像个人家",做主人的看在祖宗份上,也应当准时回家,主持一切。

            事实上是那边也照样有祭祖这一个节目,因为父亲这一个姨太太跟了他年份也不少了,生男育女,人丁比这边还要兴旺些。父亲是长年驻跸在那边的。难得回家一 次,母亲也对他客客气气的。惟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大约也因为这种时候她不免有一种身世之感,她常常忍不住要和他吵闹。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也还是哭哭啼啼的。每年是这个情形,世钧从小看到现在。今年倒好,不在家里过年,少掉许多烦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急景凋年的时候,许多人家提早吃年夜饭,到处听见那落落的爆竹声,一种莫名的哀愁便压迫着他的心。

            摘自张爱玲的《十八春》。这些年的春节亦然,空空落落的。北方的春节,天空总是一抹阴,偶尔能瞧见零星几个鸟巢藏在枝桠之间,可那也只是空巢,不见鸟儿的踪影。

  • 2015年01月01日

    乌拉港的人:烟花

    我在为自己构筑一个名叫乌拉港的小镇。阿薇和阿添是乌拉港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忧伤不已。在书写乌拉港时,我发现自己在将想象与回忆相互交织起来,虚虚实实之间,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一厢情愿的自我放逐与疗愈。有时候,身处异国让我觉得自己离乌拉港的人很远很远,但同时,我却也明白自己的命运终将永远依附于这个同样忧伤的小镇。

     

    1.

          阿薇出嫁那天她父亲没来参加婚礼。来的是她母亲和继父,还有三两个近亲。吃喜酒的地方离海很近,整间酒楼没有空调,但面积不小,从陆地这里一直延伸到海上,老板让建筑工人往水里插了几根粗粗的木柱,无数块木板组成地板,再加上一些锌片作为房顶,这是阿薇老家那里很普遍的海边酒楼。

          那天晚上酒席散得特别晚,阿添的哥儿们吃得很high,大伙儿拿着酒直往阿添嘴里灌,还说如果他不从的话就把新娘扔到海里喂鲨鱼,说着还真联手把阿薇抱起来,作势就要往水里投!阿添不忍心看阿薇被欺负,也就笑着把酒都咽下去,一下子灌急了,还吐了些在地上。那帮兄弟灌了新郎还想灌新娘子,搞得全场男人都跟着起哄,最后还是因为阿嬷劝说当心喝坏肚子里的孩子才肯罢手。

          结婚以后,阿薇正式住进了阿添的家,她父母还算是疼她的,给她添置了不少嫁妆,把阿添那原来就不大的卧室堆得满满的,只空出一条道让人通行。阿薇还把家里的钢琴搬过来,她说反正放家里也不会有人弹,倒不如带过来陪自己,没事弹给孩子听也好。就这样,钢琴放客厅,电扇、熨斗、衣柜、梳妆台、吹风筒等放在房里,阿薇期待已久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怀孩子了,学校自然也没法去了,阿薇倒也安下心来做家庭主妇,反正她老早就不爱上学,总三天捕鱼,两天晒网,逃课时就泡在阿添家或他的水果摊里,学阿添和他朋友说话、抽烟的样子。说白了,结婚倒是为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当下相夫教子最要紧,别的都可以不管。阿薇母亲管不了她,她和阿薇的继父成天忙着开海鲜馆的事,她说女儿要嫁就嫁,孩子她爸管不了,她更没法管,孩子亲她还不如亲她爸。

          阿薇16岁结婚在村里算是有点早。不过她的那些女同学当中也有结婚了的,也是和她一样,先上车后补的票,出事了男的自然该承担。阿添早就不上学了,最早跟着他父亲去杀牛,每天大清早就得起床,打着呵欠到牛市去,把肥硕的公牛惊醒,牵到空地上宰。“先甭宰死那样多查某牛,要用来挤奶和生牛崽。”阿添的父亲是一个沉默的男人,但一张口说话便扯着高嗓门,好像在发脾气似的,连阿薇都有点怕他。这么多年了,阿添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的父亲,父亲究竟长什么样,他自己有时候都想不起来。

          宰牛挣不了几个钱,阿添他母亲也出来帮补家用,到附近的工厂当女工。阿益嫂长得很胖,短短的头发有点卷,像是很久以前烫过似的,但其实是自然卷,印度女人很多都这样。

          阿益嫂最常对阿添说的一句话似乎就是“你回来吃饭不?”她闽南话说得还算标准,说话时习惯偶尔掺杂点马来语,也是喜欢扯着嗓门说话,声音总是沙哑,嗓子常年不怎么好。一天到晚说个没完嗓子自然好不了。阿添和阿益嫂话说得较多,也多亏那女人天生爱唠叨的性格,如果像阿益叔那样成天闷声闷气,儿子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她都没法知道。

          这是一个没有四季的国度。一年到头的热天,把人的魂灵都给热得躁动起来。阿薇最喜欢和阿添还有他的那些朋友骑摩托车在大街上窜。几辆摩托车一齐往前冲,改装后的喷气筒轰轰轰轰向着天空喷吐灰黑色的浓烟,以不要命的时速一冲到底,阿薇在后头紧紧搂着阿添,任头发张扬地随风飘飞,一伙人瞬间便消失在黑夜里。

          城里永远有玩不尽的新鲜事。夜游神齐齐出动,霓虹灯下晃动的身体一具具像人鱼,拖着老长的尾巴在无底深海中遨游。Q Bar是他们常光顾的迪斯科舞厅,那里的音响劲爆得让人摇摇欲坠,DJ阿鬼耷拉着一头银蓝色的长发,辉仔说那像是往脑袋上泼了一头快熟面。还得是美极牌的,有嚼劲,快熟面还是炸了的好吃。阿薇从来什么都不管,什么好吃吃什么。

          舞跳多了也烦,Q Bar管场的偶尔也会走斯文路线,办起KTV,让大伙唱个烂醉。他们都喜欢唱,是可以一夜唱通宵的那种人,俩人站在麦克风前又是晃,又是跳。闽南歌最是在行,你一句我一句全场就他俩最陶醉其中了。“别人的生命是框金又包银,阮的生命不值钱。别人若开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多说话,马上就出事情……过去的往事不敢提,想要越头行,怎样会无勇气”……这是阿添最早教会阿薇的一首歌,阿薇很喜欢,可是不知怎的总是唱着唱着就会想起阿添房里的那张床。

          他们的第一次是在车里,差点弄脏了车椅套,阿添说朋友车不可毁,弄脏了是要倒霉的。他们那伙人相信鬼神,从来不敢惹脏东西。曾经阿发就和小玲在车里搞,后来那辆车就连着抛锚四次,还差点出车祸。“很吓人!不轮到你不信!”后来,阿薇也学会像阿添那样,瞪大了双眼跟琪琪说这些事。

          婚后也不是没有吵架,有时阿添还出手打阿薇。为了什么事争吵都有,有时是柴米油盐,更多时候是因为阿添在外面鬼混。

          “干你娘,我喜欢几点回来就几点,轮不到你管!”

          “就你会干,我也会,我也会出去和人家干!”

          “查某人讲这种话不会见羞,呸!”

          “你才不会见羞,儿子都有了还要出去外面晾鸟!”

          结果总是以阿益嫂出来劝架或儿子阿胜吓得哭了起来,阿薇赶紧走去哄他而告终。阿添把门一关,骑上摩托车便风驰电掣地向城里驶进,远远地抛下了阿薇和儿子。

          阿薇如果气消了,半夜里就会给阿添打电话,问看他还回不回来睡。碰到阿添气还没消,手机另一头便会永远嘟嘟响个没完。仿佛永远没有人会接电话。男人懒得跟女人吵,阿薇知道阿添嫌自己好烦人,毫无自知之明,无聊。

          整个村子都知道阿薇和阿添是先有孩子才结的婚。当然有不少说三道四的,流言径自在街头巷尾流传开来,间或也有一两道轻蔑的目光朝她射过来,而且永远也只是朝着她,不会是阿添。阿薇知道,她是外面来的女人,是嫁到这个村子的女人,原本就不属于这里。有时候,她会想起自己原来的家,也就是父母还没离异,一家三口住在一起的那个家,也会感慨那个家的不复存在。偶尔会想找出那个家消失的缘由,但却总是想不出个所以然。很多事情好像很难说清楚,好似冥冥之间就早已注定,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想家么?不。阿薇一直都不喜欢那个家,那里太吵。她早就跟自己说好有一天一定要离开那个家的。以前觉得不恋家才是帅,潇洒,现在也还是这么想。阿薇不情愿一辈子这样拖泥带水,厌倦了打打骂骂又和好如初的那种烂生活。所以,当阿添最初柔情密语地对她承诺说要给她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时,她感动不已,心甘情愿把自己献给了他。

          两具久未经阳光触摸的身躯紧紧地贴在一起,阿添的指尖不断来回游走于阿薇的皮肤之上,像一条孤独无语的鱼,沉默而有力。阿薇怕疼,一直叫阿添轻点,轻点,再轻点。阿添仿佛失魂了似的,以同样不要命的时速向前冲。抽搐,喘息,抽搐,喘息,没有更多的了。

          后来阿薇去阿添家就去得更勤了。阿添和她一样,住的是新村,几百间大小不一、风格不同的房子紧靠在一起,有的房子有前院后院,装修好些的还会有坚固的篱笆。偶尔会看见门前有一棵果树,还有几株不知名的花。新村大抵都这个样,从装修可以看出一户人家有多富,或多寒碜。阿添家装修得不咋样,密密麻麻的马赛克齐齐整整地铺排开来,配上蓝色和奶黄色的墙,门口放着土地公的神龛,大门上挂着湿婆的肖像,一看就知道里头住的有华人,也有印度人了。

          龌蹉,永远是龌龊不堪、凌乱的生活。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让人无时无刻不感到窘迫。阿添家的生活如此,阿薇和阿添自己的生活也一样,宿命般地无可逃离,只能往下沉,往下沉。

     

    2.

          自从阿薇和阿添的儿子阿胜出生以后,阿益嫂就更忙了。阿胜像一块很大的廉价巧克力,不是躺在阿益嫂硕大的乳房上,便是依偎在阿薇的怀里。他母亲好像是因为身子不好,虚胖,没有奶水可喂他。这孩子长得像爸爸,黑黑的,还有双大眼睛,机灵得很。阿薇喜欢捏着阿胜的双颊,笑着叫儿子千万别像他爸那样贪玩,要快点长大,长大了要报答妈妈,不用管爸爸,因为“你老爸没有用啦,都没有给你奶,也没有给你钱买奶粉”。

          阿薇坐月子期间,街坊们都过来帮忙。像李明嫂、发嫂那样比较闲、有经验的,几乎每天都往阿添家跑。李明嫂有四个孩子,都是女孩,老大十二岁,一双凤眼直长到太阳穴上,老幺四岁,额前的刘海永远齐整的挂在脸上,乌亮乌亮的。李明嫂皮肤很白皙,村里间或也会有男人笑眯眯地叫她“白kuih”。发嫂应该是一个很老的女人了,从脸上猜不出来她究竟有多大,只是感觉她应该很老,因为她好像什么都经历过,说起日本人打马来亚的历史时脸上那份激动,就像是亲身经历的一样。她也好像曾经给英国人家里当过帮佣,洗衣服、照看那些金发碧眼的小孩,从换洗尿布到准备英式下午茶,谈论起来跟谈论怎么炒米粉一样头头是道。

          “那些玻璃碟一定要擦到亮亮唷,这样才会看清楚上面装的kuihKuih也是分很多种的,人家先吃咸的,最后才吃甜的。一定要放美美的,不可以放错,人家都是有law的。”

          当所有女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发嫂的声音永远最响、最亮。村里哪里有需要人的地方,也就是男人女人聚集、热闹的地方。阿发伯死的时候,家门口除了他这个不会开口说话的死人以外,其他的就是一直说个没完的活人了。

          烧给死者在地狱花的冥纸一袋又一袋,所有空闲的人都帮着叠,火盆里永远是烧不完的火,烧不尽的纸钱。过去烧纸钱时人们总是不大说话,一脸静默,如今倒不那么讲究了,话还是可以说几句的。像阿添他的丧礼,就还挺闹热的。这里烧纸钱,那里打麻将、打牌,临时搭起的戏台上站着落寞的一或两个戏子,婀娜多姿地缓缓踱步,深黑色的影子落在打麻将的男人身上,像火盆里被燃烧的纸钱一样,悄无声息。

          一个月以后,阿益嫂和阿薇她母亲出钱给阿胜办满月酒席。发嫂她们也过来了,几个女的张罗着饭桌上的事,唰唰唰一下子做出了七、八道菜。门前马路摆了几张圆桌和两张方桌,街坊们吃的吃,打牌的打牌。阿薇和阿胜坐在床上,阿益嫂时而领人进来,时而又到厨房里帮忙。

          “来,来,吃一支。”阿添放下手中的扑克牌,给来的街坊发香烟。

          “阿添,你好命啊。这么少年就做老爸,bagus啊。”

          “你爱你也来啊。”阿添嗓门和阿益嫂的一样大。

          “阿添啊,还不快来帮手拿酒!”阿益嫂在厨房里冲着大门喊道。

          当阿添走到厨房时还听见他母亲口里一直念叨,他习惯性地哼哼几声,拿了杯子和啤酒就往外走。

          阿薇累了,把阿胜放到床上,拿了条毛巾轻轻盖在他身上。好不容易熬了一个月,今天终于能洗头了,阿薇现在觉得很干净,很舒服。坐在床上的时间久了,阿薇觉得自己的屁股整个的松塌了。生孩子真的很痛,但好像生完孩子更痛,伴随着自己十个月的这个块状物“哇”一声就从自己的身上掉下来,阿薇觉得体内突然少了块东西,一时之间倒不习惯起来。外头打牌、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阿薇听见阿添的声音,那好像是她第一次从那么远的距离听见自己男人的声音,虽然知道是他,听着听着却很陌生。

          突然有人把汽车里的收音机打开,音响嘭嘭嘭地放送着流行歌曲。歌手粗野、不羁的嗓音一度让阿薇和她的那帮姐妹着迷不已,那个男人无论是在台上或台下,永远是一条破旧的牛仔裤和黑色夹克,电子吉他背在前头,演出时像是磕了药般,迷蒙着双眼,望向那无名遥遥之乡。阿薇看了看在身旁的儿子,阿胜像是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胸脯一起一伏,但一只眼睛还是半张着,嘴巴也微微张开。这孩子真的是像他老爸,阿薇自言自语道。此时已听不见外头阿添和其他人的声音了,外面的世界一下子离自己很远,阿薇猛地打了个寒战,赶紧用毛巾把儿子盖好。

          阿胜的满月酒给阿薇和阿添挣了一笔不多也不少的钱,阿薇从阿添那里争取到了五百块,用来买阿胜的奶粉和过日子。剩下的钱很快就被阿添花光了,像沉入海底的石块般闷闷地便不见踪影。阿薇身边的人都看不过去,就连平时不大做声的阿益叔也要干预儿子儿媳的事了。大年三十晚上,阿添因为和阿薇吵架而再次惊动了阿益叔,阿益叔冲到厨房,出来时手上举着他那把亮锃锃的牛刀。

          “干你娘!”阿益叔厉声骂了一句。

          “老的,你甭这样子!”阿益嫂也冲过来了。

          阿添没有和父亲再吵下去,悻悻然的走出家门,连头盔也不带就骑着摩托车飞奔而去。

          人一走,看闹热的邻居也陆续离去,留下一直碎碎念的阿益嫂,还有阿薇和阿胜,三人坐在客厅里默默地看电视。阿益叔的气久久未消,也骑了摩托朝大街上奔。那一晚,阿添没有回家,阿薇和阿益嫂相伴守岁,午夜十二点,整个村子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烟花一朵朵腾空而飞,就连不过年的马来小孩和印度小孩也来凑热闹,手里拿着一大把夜旅行,一点火,一根根夜旅行就唰一声像火箭般冲到天上,微小的火光只短暂地闪现在布满星星的夜空中,稍纵即逝,被吞没到那黝黑至极、深不见底的黑洞之中。

          阿益嫂把门口摆放着的祭拜天公的水果、香炉收到屋里,香炉里的香已然烧尽,水果也失去了早先的香气。阿益嫂把茶几上的那堆如山的瓜子壳拾掇了一下,再把果盘放到茶几上。

          大年初一下午,天很热,阿添带了几个朋友回来,从冰箱里拿出十来罐啤酒,边喝边打牌。阿薇在客厅里看贺岁片,时不时转头过去看他们玩。看到阿添赢钱,她也很得意。晚上,朋友都走光了,阿益叔也回来了。阿添和阿薇在房里,把空调开得大大的,俩人光着身子躲在被窝里。那一夜,所有人的心情好像都一下子好了起来,阿薇心里很踏实,因为阿添回来了,还和她睡。他们一直不用套,阿添嫌不痛快,阿薇则几乎凡事都依他。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很来劲,可以一整晚轰到底,他们跳舞、飙车也这样,无所谓。

          一直睡,阿薇和阿添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醒来时阿薇觉得有点精神恍惚,璀璨的阳光隐约穿过窗帘照射在地板上,可以感觉外面很热。又是晴天。阿薇觉着冷,起身把空调给关了。她看了一眼身边熟睡的阿添,又倒头昏睡了过去。

     

    3.

          阿胜满周岁后不久,他的舅舅阿泰也哇哇从他母亲的肚子里出来了。阿薇央求阿添带她和阿胜去看望母亲,阿添找阿发借车,仨人第一次一齐开车走了二十公里的路。那几天阿薇很开心,觉得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好。阿添不骂人时还是有点小幽默的,很会开玩笑,逗得阿薇笑得差点流出眼泪。

          自从阿薇她母亲生下阿泰后,日子就更忙了。阿泰还小,坐在一张带轮的婴儿椅上,餐馆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可以从这一头滑到另一头,人多的时候就找条绳子把婴儿椅和桌子绑在一起。阿薇有时候会在周末到店里帮忙,把阿胜也带去,让他和阿泰一起玩。

          没有去水果摊的日子,阿添偶尔也会带阿薇去海鲜馆,让她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自己跑到阿发家玩牌。一玩就是一整天,没日没夜地玩,以前阿薇也会陪着阿添玩,坐在他身边翻杂志、玩手机,现在倒是阿添不大爱带她了。阿薇也不怎么想去了,那帮人爱说黄色笑话,没意思。

          迪斯科也是,婚后阿薇去得就更少了,就只有阿添还继续去,也是没日没夜地玩,摩托车一骑,再见到他时就已是次日早晨,一张脸灰扑扑地瘫在火烈的太阳底下,眼睛布满血丝,有时连阿胜看了都有点害怕。但阿添就是喜欢这样吓阿胜,总喜欢一把抱起阿胜,“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一句句地喊。这时阿薇会半嗔怪半笑地一把将阿胜抱过来,催促阿添去冲凉、睡觉。

          常往海鲜馆跑也有好处,手头紧时可以跟母亲借钱。阿添原本就赚不多,花钱又花得狠,如今多了个阿胜,生活越发拮据了。阿薇她母亲也不是每次都会给她钱,他们海鲜馆的生意刚起步,手头也不总是宽裕的。要不到钱留下来吃饭也行,能省则省,这是阿薇的一贯作风,反正回到家还是可以跟阿添他母亲要的。

          那一年年底印度洋发生地震,三十米的海啸从苏门答腊直冲到槟岛,阿薇一边喂阿胜吃饭,一边看电视新闻里那些漂浮在浊黄水面的牲畜尸体。一头干瘦的黄牛紧闭双眼,顺着水流流向远处,阿胜指着电视喊:“牛!牛!爸爸!”阿益嫂笑着说:“阿胜真pandai,还记得他阿公和阿爸宰牛。”

          海啸过后的那个春节,天气异常的湿热。大年初一,阿薇没有出门,和阿胜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阿益嫂忙着清扫昨天夜里的鞭炮屑,夜里鞭炮声彻夜地响,吵得阿益嫂一夜没怎么睡好。年纪大了,熬夜也够难受的。阿添还没回来,昨天晚上跟辉仔他们出去了,说是去打牌。电视上正演贺岁片,几乎每一年都演这个武打演员的片子,但大家总也看不厌。

          阿添和辉仔一伙人睡眼惺忪地从Havana Club出来,飘飘欲仙,小玲搂着阿发,刚要上车,却又蹲在路旁吐起来,胃里的酸水直冒到喉头,恶心。

          “走啦。”阿添跨上他的摩托车,向回家的路奔去。

          那一天,天几近透明地发蓝,高高地罩在人们的头上,热风呼呼呼一路吹着,越是吹,阿添车开得越是飞快。昨天夜里他是喝多了,一直想吐,但没能吐出来。满脑子里尽是club里放的重金属音乐,砰砰砰,和着周围那团团来了又去的乱风,阿添的脑袋一路被轰炸着。

          砰砰,砰砰呼砰,呼嗡呼嗡……

          阿薇看到黑色塑料袋里的阿添下颌骨不规整地歪向了另一边,黑红的嘴唇上张扬地躺着一大块血块,血块上仍然有未干的血水苟延残喘地流淌着。仿佛想不起阿添原来的样子了,阿薇后来能记得的只是这张同样是黑红黑红,被炸开了的脸。

          阿添人没了,阿薇除了靠母亲和阿益叔、阿益嫂,也开始在家里卖点小东西。这也是小玲她们出的主意,那年头村里的女人们倒是流行做小买卖,给自己攒点私房钱。再过两年阿胜也该上幼儿园了,阿薇想做点事也好,总不能一直靠家里人。她母亲看她命苦,也不忍心,时不时给她塞点钱。阿薇最早卖的是安利产品,像洗洁精、洗衣粉、保健品、饼干、内衣裤什么的,一本厚厚的彩色商品目录经常被阿胜放在地上玩,翻了又翻。

          小买卖总做不长久,倒了又来,来了又倒,倒是春节时卖烟花、鞭炮的生意要好些,村里玩这个的人多。那时候政府还没全面禁止燃放炮竹,很多新村还是放,哪个大声来哪个。阿薇卖烟花,也卖夜旅行、通天炮、红鞭炮,还有大大小小不知名的玩意儿。这样做买卖也省事,不需要店面,不需要租金,还可以在家带孩子。有时候货囤积得多了,阿薇也会拿些给她母亲,让她帮着推销,再不就是干脆送给小玲她们,也当作是宣传吧。

          后来,阿胜上幼儿园了,小家伙还挺有实干精神,也帮着母亲推销烟花。一开始阿薇让阿胜带点廉价、不那么危险的烟花到学校送同学,后来几个男同学干脆上他们家来买,也有好些马来校的中学生过来,这样一个春节下来,省吃俭用,阿薇还是可以攒到一点钱的。

          阿益嫂退休那年,政府开始认真严禁燃放烟花、鞭炮,可天高皇帝远,阿薇和阿发他们还是照旧卖。阿益嫂也帮着卖,同时还托厂里的朋友从中国批发衣服来卖。春节前,阿薇的房间堆满了衣服和烟花,她穿梭于房间和客厅之间,电视就这样一直开着,让阿胜一边看,一边玩,省得吵她。

          大年三十晚上,阿薇把睡倒在沙发上的阿胜抱到房里,阿益嫂和阿益叔到屋外拜天公,阿薇独自坐在床上数钱。也多亏有阿益嫂帮忙,那一年赚得比往常多一点点。阿薇把钱放到衣橱里,随手拿了把烟花出门。夜深了,整座村子通亮通亮的,关灯的人家少,大家都守岁,守岁好啊,保平安。还得接财神,等财神吃完才能睡。鞭炮声此起彼伏,路中央蹲着几个小孩在放“母鸡生蛋”,橙黄色的母鸡火烧屁股,“咯咯咯”四处乱窜,顷刻之间就下了一颗银白色的蛋,走近一看,却什么都没有。阿薇点燃了手中的烟花,在空中胡乱挥舞着。远处村子的另一头也在放烟花,放的是那种炫彩缤纷的大烟火,一朵朵火花在漆黑的夜空中纷纷炸开,一圈接一圈,最终像陨星坠落般沉入黑暗之中。阿薇抬头看了看,突然觉得那一簇簇散开的烟花,就像当年她和阿添在车里做爱时,身子底下白纸巾上那滩湮开的血。

  •        北京的紅廟西裡有一家蛋糕坊,老闆是個台灣男人,娶了個北京女人,10年前遷到北京生活。最早他不是賣蛋糕的,不過倒是一直很喜歡做蛋糕,所以最終決定開一家自己的蛋糕坊。他們家的蛋糕很好吃,坊主只做海綿蛋糕,純手工製作,用的都是最簡單的原料,所以也自稱做的是古早味手工蛋糕。說起“古早味”這個詞,很自然地就使我想到台灣。幾年前參觀台北一家古早味博物館,走在燈光幽暗的博物館裡,看到小店裡很多或熟悉或似曾相識的玩具、擺設、零食及冰品,心裡著實感動、驚喜。那時候不知道甚麼叫古早味,只懵然知道那大概指的是從前,直到遇見在博物館裡值班的志願者小姐,小姐笑容可掬地用閩南語給我念了一遍“古早味”這個詞,並解釋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裡的“古早”便是以前經常聽到老人家說的“古早”。

           從前工業革命時,人們會對著一台台機器目瞪口呆,詫異那些龐然大物竟也能和自己一樣,創造出許多東西來。多少年过去了,革命成功了,我们享受着食品工业带给人类的便利,却也目睹人类在食品业里的自相残害,于是开始对那最纯粹的食物有了深切、感慨的念想。

           這樣的念想是伴隨著對純真年代的回望和追憶而來的,我們希望從食物中品味到的不僅是美味,同時還希冀嘗出一點起初的真誠與信念。如果足夠幸運,這份真誠、信念還可能和過去某些美好,卻經常容易被人遺忘的生活片段相繫在一起,就像發生在《追憶似水年華》裡的馬塞爾身上那樣。

           一勺帶有瑪德蓮蛋糕渣的茶讓馬塞爾想起了他在貢佈雷的童年,泡過茶的瑪德蓮蛋糕(帶有瑪德蓮蛋糕渣的茶)的滋味和多年前他在萊奧妮姨媽房裡品嚐的瑪德蓮蛋糕的味道一樣,剎那間,馬塞爾眼前浮現出貢佈雷的街巷、花園、房子、村民、河塘、教堂……同樣的氣味和滋味,在不同的時空裡出現,成了兩個,甚至幾個不同時空的生活片段的紐帶,使事物相互交織、纏繞在一起。

           這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機遇。在咬下第一口我們的“瑪德蓮蛋糕”時,我們或許也跟馬塞爾一樣,瞬間便有了心醉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必然與我們的生命體驗息息相關,只是她已塵封許久,若沒有摩涅莫辛涅的頷首一笑,任誰也無法將那個記憶的箱子打開。

     

     

    刊于2014年11月25日《星洲日报》。

  • 去年夏天某一天,我先生跟我说他要去拜见一位翻译家,那人很老很老了,是民国时出生的,还翻译了我们喜欢的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第二天,在从老先生家回来的路上,他给我打电话,说下回要带着我一起去,还说老先生人挺好的,我哪怕是去看人家怎么能活到这么老也好。

    无风的午后,我们手拉着手,穿行在北京的胡同里。那是一个燠热的夏日,我们仿若行走在荒漠上的旅人,寻找着传说中那满墙的爬山虎。那是我先生脑海里的记忆碎片,却也成了我们的指向标。我看见小院的门框上有一个小小的门铃,门铃旁写着“请按门铃”四个字,当时便兴奋地说:“人家说‘请按门铃’啦!”。

    我统共只见了傅先生三次面,可见面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我们的话也越来越多。我比较认生,第一次见面时,我的话不多,就在一旁静静地听我先生和傅先生说话,顺便偷偷地观察傅先生。我看见他凌乱的眉毛飞翘着,眉宇间透露出一股读书人的风骨之气,语调总是那么豁达、清朗,甚至让人觉得那样的声音不是出自一个 九十岁的老人,而应该出自一个更年轻的人才对。傅先生很喜欢说话,每一次去都要跟我们谈文学,谈他翻译的书、写的文章,谈他旅行时到过的地方,间或也要我讲讲我故乡的人和事。多年以前,他到印度旅行,结识了一位马来西亚女士,女士跟他聊起自己那不懂中文的女儿,并希望傅先生能够给她的女儿写信,鼓励她学中文。回到中国后,傅先生和那位女士曾有书信往来,可后来却失去了联系。圣诞节前,知道我和先生要回国,他便托我们去女士的家看看,希望能有她和她女儿的消息。这些年来,傅先生一直没有忘记女士和她的女儿,临走前,我们去看他,他郑重地在一本《月亮与六便士》的空白处写下他家的地址、电话,叮嘱我们把它转交给女士,后来担心打座机找不到他,便又写下了他女儿的电话号。

    傅先生对马来西亚移民后代的生活很感兴趣。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如果能早几年认识我们就好,他想跟我们去马来西亚,去看看我的家,还有那里人们的生活。他在很多年前去过马来西亚,可是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了。那一天,我给他讲我家乡的故事,描述了当年毛姆曾经下榻的东方大酒店,他微笑地听着,一直没有说话。

    每一次去傅先生家做客都能带给我不同的感受,有时是惊喜,有时则是莫名的忧伤。第一次去他家是在夏天,他招待我们喝北冰洋汽水,那是我第一次喝这种汽水, 我先生在一旁高兴地说那是北京人小时候喝的汽水,他们天津人喝的是山海关牌的。招待我们吃甜食时,傅先生总会说:“给我也来一点。”,我们听了都会很高兴,感觉那像是三个小朋友在一起分享好吃的。后来两次拜访他,他都留我们吃晚饭,第一次是很奇怪的搭配,披萨饼和小米粥,还有几道中式炒菜;第二次是白米饭配炒菜,他们家阿姨做得一手好菜。冬天,我饿得快,食欲很好,舀了很多米饭,他笑着说:“饭量还可以啊,能吃得完就好,我现在不行了,吃不了那么多。”,我才意识到自己忘了要矜持,吃得比他们俩都要多。

    秋天,再去拜访傅先生时,我们迷路了。选错了地铁口,我们找不到第一次走的那条小路了。一路上,我先生在努力地辨认方向、问路,而我则在找那些爬墙虎。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傅先生的家,却惊诧那满墙的爬山虎消失了。刹那间我们才意识到已是深秋,爬山虎早已枯萎凋零了。

    最后一次见傅先生是在今年的元月。他又送了我们一本《月亮和六便士》,签名时还附了句“时年91岁”,告诉我们他刚过91岁。我问他是否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他说自己这辈子算是没有什么遗憾了,翻译了一些书,去了很多地方,儿女都过得还不错,算是很完满的一段人生了。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对先生说,我们也要和傅先生一样,要活得很长很久,一起做好多事。

    这两个月我在读傅先生送的《月亮和六便士》,原想着读完后给他写封信,最好是在四月,因为可以学他那样,附上一句“时年32岁”。我们一直不太敢给他打电话,他真的很老了,总觉得他每通一次电话、会一次客都要耗损很多精神。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在一旁凝视傅先生的脸庞,想把他的样子记下来,因为再不记下,以后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天,我和先生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失去一位朋友的悲伤。回到家里,我把傅先生的自传找出来,翻看里头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头发花白,他双手叉腰站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上,我看着看着,竟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后记:一直到傅先生辞世,我们都从来不曾拍摄过他的照片。傅先生离去后,我反复在他的回忆录里翻看他过去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网络,傅先生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嘴角微微上扬,神态和往常一样,如是笃定。

    刊于2014年08月17日《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