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01月27日

    小说与面包

    高中毕业那年,我的父亲突然建议我到工厂当一名女工,并告诉我只要足够勤奋,我能在很短的时间挣来一笔可观的钱。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一份“不体面的工作”,脑子里浮现的是一排又一排缓缓向前移动的凤梨罐头和无数盒散发着乳白色橡胶气味的安全套(马来西亚的橡胶业曾经赫赫有名),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莫名却强烈无比的不适感,胸口发闷,一时之间难以呼吸。后来我将这种感觉视为对一样东西好恶的判定标准,这个方法一直很有效,我深信自己曾借着它奇迹般地逃过生活的几次苦难。

    我没有听从父亲的话,去工厂当女工,而是去了附近的一间小学当临时教员。我们邻居的几个女儿都当女工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话并没有错,她们挣的钱的确比我多,只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不在自己的口袋里,而是巧妙地流到了她们母亲的钱包里。

    我断断续续教了很长时间的书,从家庭教师、临时教员、代课老师到正式教员,然后又回到当家庭教师、兼职老师,以致身边的许多朋友都称呼我为“林老师”。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可能已经不记得我的名字。在我因为教书这份职业而忙得昏天黑地、心力交瘁时,我曾一度以这个称呼为耻,极度厌恶它。

    在中国上学的那几年,我不顾政府不允许留学生打工的条规,开始了我在这里的打工生涯。我没能像其他留学生那样,过着只担忧考试和毕业论文的生活。就像过去一样,我轻易地就 找到了几份辅导英文或中文的兼职,每个周末从我那破旧、令人沮丧的住所穿梭到城里的富人区,绞尽脑汁给我的那些学生上课。在学生家的时候,我会经常低头看脚下的木地板,羡慕那些能每天踩在如此温暖、富有韵味的木地板上的人们。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学会分辨劣质地板和优质地板之间的区别。

    我的第一对学生是来自香港的一对兄妹。哥哥温文尔雅,也聪明绝顶,据说他两岁时就会独自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看书,直到他的母亲早晨从睡梦中醒来时才将他抱离椅子。妹妹和哥哥不一样,喜欢画画和编手链,卧室的墙上贴满了她的画,书桌上和墙角处经常能看到色彩缤纷的珠子和水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很快他们一家就和我周围的一些外国人一样,在雾霾还没来到以前就离开北国了。

    我有一个学生,他的母亲总是在我们上课时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一边翻杂志,一边听我讲课。这位母亲有着典型亚洲虎妈的性格,不会因为在大庭广众辱骂孩子而觉得难为情,她和后来的几个亚洲家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永远精力充沛,也有着一双听力出奇灵敏的耳朵。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学生再次因为分神而错过了我的 一道问题,那位精力旺盛的母亲像一匹受惊的母骡般从卧室跑出来,恶狠狠地骂了我的学生一顿。结果我那可怜的学生还是永远地错过了我的那个问题,接下来的几天,他游戏的权利还被剥夺走,他被迫暂时告别他的游戏机和堆积如山的乐高积木。

    和我相处时间最长,也最刻骨铭心的是一个自闭症男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四岁,却只能说一、两个粤语和英语单词。但他却有着令人惊喜的数学天分和建筑细胞,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算出一个三位数数字的二次方,而且永远准确无误。这个男孩和他的家庭很快就和我建立起微妙而深厚的联系,他们一家曾经几度慷慨地帮助我度过经济上的难关。

    我的家教生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父母偶尔会对我的工作忧心忡忡,给我提出各种建议,他们希望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到随便一所学校教书或像他们的大女儿那样经营自己的辅导中心。在他们看来,那才是有保障的工作,我的生活过于奔波,而且终究还是毫无意义的。后来我确实很幸运地找到了唯一一份在国际学校教中文的全职工作,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很快我就辞职了。在我下定决心离开那所学校之前,我在开往学校的班车上有过两次令我永远不会忘怀的经历。其中一次是在班车即将开进校门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和其他人都像是一群正在被送往集中营的囚徒,而所有人却对此几乎全然漠视。从前的那种恶心的感觉再次回来,我无处逃遁。

    如此的恶心感觉还出现过几次,它们也都成了我告别一段生活的前奏,宛若笼中鸟的歌唱,哀婉却无疑充满力量。

    我的荒诞经验教会我明白挣钱最快也最多的工作往往未必是最令人愉悦的。和周围一些来自小语种国家的人一样,我曾经也接过许多校对手机软件的马来文的工作。 那些公司付给我们优渥的报酬,却也加深了我对电子产品的恐惧及随之引起的焦虑感。有一次,一家公司让我去了他们在城西的办公室工作,我在那里待了一整个白天,日落时分和那些朝九晚五的白领一起走出那座庞大的钢筋水泥建筑。一路上,我的右手一直处于毫无知觉的可怕状态,那是由于长时间敲键盘而造成的。我小心翼翼地用左手护着刚领到的几百块钱,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能回到那里。

    在像了断一段爱情那样决定告别全职的教书生涯以前,我曾天真地对不同的人说出我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一次的通话中,我对在电话另一头的父母提起这个念头。母亲的第一个反应是究竟会不会有人买我的书。当时我其实很想告诉她,写小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而我的生活却永远都有处理不完的繁琐事情,我很可能就此将青春和生命葬送在这个念头之中。但很快我便振作起来,以一种惯有的欢快、自信的语调对她说:“小说家可以很富裕,甚至富裕到能够买下岛上的大别墅。”



    原载20160126《北京晚报》

  • 2015年12月29日

    河畔的圣诞集市

    许多个冬天,我都在等待平安夜的那场大雪。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教堂的敲钟人依然在入夜时分爬上钟塔,敲响塔上那口长年寂寞的钟。回荡在北京城的钟声使我想起了从前的鸽哨。阴郁的天空下,钟声悠扬而沉着,不像那由远而近的鸽哨那般清脆、急促。

    过了十一月,人们便开始准备过圣诞了。初冬的北京很冷,我经常穿着厚靴子,戴毛手套出门。天空很少是湖蓝色的,大多时候都是灰蒙蒙、阴冷的一片,偶尔的天清气朗使人们相信幸运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从而觉得生活无比美好。

    周六早晨,我和夏木都起得很早。窗外传来自行车的铃声,磨剪刀的老人一边将一把剪刀放在磨刀石上来回地划动,一边吆喝着。我们心情愉悦,打算到城里的圣诞集市走走。

    “我们可以花掉手头的这笔钱。”夏木的兴致突然很高。

    “好呀,我正好可以给我们买点小食品,很快就该过圣诞了。”

    “不急,我们还有足足两周。”

    “那我们可以先吃,等临近圣诞了,我再去买,集市得一直开到圣诞节呢。”

    每年这个时候,北京城总会有大大小小的圣诞集市,商贩们带来各种商品,整齐地铺放在木制的摊子上摆卖。那些摊子通常都是北欧风格的小木屋或亭子,再不就是仿真姜饼屋,做工不怎么精细,但挂上圣诞花环、灯泡,摆上几棵圣诞树后,就又是另一番景致了。摊子上摆着各种东西,看得人眼花缭乱,但它们大多和圣诞节无关,都是些日用品和食物。我拉着夏木,穿梭在人群之间,寻找那些售卖圣诞食品的摊子。

    集市在朝阳公园旁边,沿着一条无名小河而建,有些木屋索性建在了公园旁边一家商场的广场上。广场中央竖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树上挂了无数颗红色、银色、金色和绿色的圣诞球,还洒满了雪白的塑料泡沫,从远处看就像是这里刚下过一场雪。我们在圣诞树旁看到了荷莉曲奇罐和德南面包房的摊子,买了一些圣诞布丁和姜饼。不远处有卖烤火鸡和土豆泥的摊子,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戴着有点滑稽的圣诞帽,在欢快地用蹩脚的普通话招徕顾客。

    “我们今年一定要吃一顿烤火鸡。”我对夏木说道。

    “好呀,我们还从来没有吃过呢。”

    我们站着看了会儿烤火鸡,一边闻着火鸡的香气,一边喝加了干果的圣诞酒。加热过的圣诞酒很暖胃,一杯下去,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已经发热、发红了。

    我们没有花光口袋里的钱,从集市出来,我们去了传说的凯宾斯基饭店里的咖啡馆。天很冷,我们的食欲都变得非常好。我们吃了很多面包和奶酪,还吃了颜色鲜艳、甜得有点发腻的水果派。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凯宾斯基饭店,咖啡馆的装潢是典型的欧式派头,褐色的桌椅带有一小片彩色的方格,墙上挂着几幅毫无生气、单调的风景画。侍应生穿着红白条纹、熨烫得不够笔挺的衬衫,外面套了件墨蓝色的背心。她们大多不苟言笑,但还不至于显得高傲和冷漠无情。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有一种置身于老旧的苏联餐厅里的微妙感觉,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也未曾见过那家让上一代北京人魂牵梦绕的俄罗斯餐厅老莫。

    当我们离开凯宾斯基时,我们终于花光了所有的钱。燕莎桥上的路灯已经悄无声息地被点亮,一阵冷冽的寒风轻轻吹过,我们深切感受到先前的圣诞酒、咖啡因和甜食开始在体内起作用。身后饭店里那一盏盏灯仿佛刹那间同时亮了起来,隐约中能看到窗帘后的暗影,我开始想象生活在那些房间里的人们的生活。

    夜里,我把从集市带回来的姜饼和森林动物摆设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还拿出收藏多年的姜饼味蜡烛、雪人铁盒、圣诞故事书和去年伊莎送的香料印度茶。这些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搜集而来的小物件此刻汇聚在这里,它们有的和我们一样,也是曾经在这座城市辗转流离,多次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

    那一天,我怀着对生活的感激,心满意足地沉入梦乡。我极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在这座城市生活了那么久,这种感觉于我而言一直都是陌生而遥远的。

    原载2015年12月29日的《北京晚报》。从此,关于北国的系列文章将会刊登在《北京晚报》,这是今年最令人激动的事了。是以为记。

  • 2015年12月28日

    从前有座森林

    前天一个人去看纪录片《从前有座森林》。导演吕克•雅克还有另一部片子也是我喜欢的,叫做《狐狸与孩子》,那是几年前辛夷推荐的片子,讲的是一个女孩与一只狐狸成为朋友的故事。幽暗的放映厅里,观众寥寥,眼前的那一片苍郁突然让我产生“我们都是在逃亡”的荒诞感觉。我们花了二十元买了八十分钟的森林画面和声音,希冀同时也换得片刻的休憩。我突然想起了其实自己的原乡便是一个热带雨林国家,就在家的不远处,那里有一座传说有棕熊和鳄鱼出没的小森林。从前,就在我们脚下,那是一片猩红的沼泽地,在我幼小却丝毫不胆怯的心灵里,我一直将那些张牙舞爪的红树想象成一群正在吞噬灵魂、面露青光的魔鬼。从前的从前,依约新村里的橡胶林还有我的阿爸,阿爸头上戴着一盏灯,趁太阳还未出来,笨拙地在橡胶树上划下他青春、躁动的一刀。

    “森林”在法语是阴性词。抄几句最近在读的书,聂鲁达的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聂鲁达说:“不了解智利大森林的人,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星球。”

    一根松脆的树枝发出碎裂声;巨大的山毛榉树高高挺起它那向上怒张的身躯;一只鸟儿扑扇着翅膀,穿过寒林飞来,栖息在阴暗处的枝丫上,随即在隐匿处双簧管似的鸣啭起来……
    不了解智利大森林的人,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星球。
    我就是从那片疆土,从那里的泥泞,那里的岑寂出发,到世上去历练,去讴歌的。

  • 2015年12月17日

    京都的手绢

    汪苏和重远从京都度蜜月回来,给我和夏木带了一方粉色的手绢。匠人手染的纯棉手绢,樱花温婉而淡雅,一如匠人的心那般纯粹。重远只来过我们家一次,那还是两年前,雄大还在北国的时候。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夜,那时的我们踌躇满志,虽然对生活总是有那么多的抱怨,却还是能够感受到黑暗中远处的亮光。我给他们看我收集的那些印有日本浮世绘的明信片和方巾。后来,雄大在离开北国前送了我一张印有浮世绘的明信片,那张同样也是哥磨绘下的浮世绘明信片和其他许多明信片一 起,一直悄无声息地伫立在我们的书架上。有些东西确实像那一小块玛德琳蛋糕,在刹那的永恒之中唤起了我们对某些时刻、某些人的追忆,从而令人感伤不已。在北国参加的婚礼不多,有些朋友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相见,再见面时才知道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这样的事总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过去的那些情境瞬间便相去久远,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

     

  • 2015年12月17日

    北国的雾与夜

    雾夜中的北国竟如此动人。多年以前的雾都在夜里也是这般美丽么?我们幻想着未来人类脸上能进化出口罩,在天空迷蒙、让人绝望时,口罩将我们和世界隔离,就像安迪所遭遇的一样。安迪病了,不能与外界接触,因为那是一个充满毒素与细菌的世界。安迪长久生活在一个塑料泡沫里,很安全。没有人和安迪握过手,安迪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戴口罩。生死有命,你总是笑着对我说。我们的肺已经重度感染了。深褐色的肺布满血丝,几根青筋在跳动,规律和心脏的跳动一样。当你抱吻我、触摸我的体温时,它们和我们一同跳起了华尔兹,在这个爱欲的深谷中,跃起、滑动、深坠,再升华。

    白天,我们竟看不清彼此。你的鬓角透出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在它们消失以前,我贪婪地吮吸着,那是我感知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我好害怕有一天会失去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夜幕降临,我们褪去保护壳,像两个旅行的人彳亍在这座城市中。有时候是同样的一条路线,更多时候是陌生的风景,我们对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自己迷恋不已,自恋,其实更可笑。

    路灯悄无声息地被点亮,暖黄色的灯光之下,人们低着头走路。站在这里能看见远处的光晕,她们和这座城市的霓虹灯一样,让人觉得孤独。眼前的雾似乎永远散不去了,我使尽全力往前游,划动双手,拼命想要划破这一切。西西弗斯的生命注定是一曲悲歌,寻找有时,哀恸有时,我怎么会不知道。

  • 2015年07月28日

    进城的人

           我和夏木住在北国的朝阳区,朝阳区很大,先前我们住金台西路,后来才搬到望京。住金台西路时,我有一段时间每周至少去顺义两次,顺义国际学校多,我在那里代课和给小学生读绘本。从金台西路的家到顺义,要走好长的路和坐不同的地铁,这样一来一回,很容易让人有路越走越长的感觉。寒冬,天黑得早,我偶尔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仿佛自己也和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

           相对于顺义和望京,金台西路离市中心要近许多,所以我们称去顺义为出城,从顺义回来,便是进城。唐朝贞观之时,顺义被称作归顺州,一度改称归化郡,后来恢复旧称,再后来则被简称顺州,是燕云十六州中的一州,曾于不同时代受汉族、女真族及蒙古族统辖。民国时期,顺义属河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五〇年代末,顺义划归北京市,成了顺义区。

           大抵住顺义的人有三类,一类是农民工,一类是上班族,还有一类是中产阶级。农民工和上班族多半因为相对而言较为低廉的房租而选择住在顺义,他们有的背双肩包或斜挎包,有的连拖带扛,带了一堆衣服、杯碗和暖水壶,往返于城中城外。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不坐地铁,他们白天开车进城,黄昏时分再回到顺义,那里宛若一片城外桃源,清静些,房价也比城里的低。也有坐地铁的中产,多半是外国人,顺义有洋气的别墅、干净的公寓,国际学校多,也不缺进口食品超市,环境清幽,花香招蝴蝶,这么多外国人聚居于此,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

           每一次的出城于我都是五味杂陈的行旅,我和进城的人擦肩而过,极少正视彼此,去的是不一样的地方,生命深处却隐然有一种相通的气息,时而苦涩,时而甘甜。 这些年,人们以北漂、屌丝、蚁族之类的新名词或相互称谓或自嘲,我和夏木有时也会笑称我们都是北漂,只是我比他漂得更远,也更久。

           天刚亮,进城的人出地铁,上楼梯,再进地铁;夕阳西照,进城的人出城,依旧是那一具疲惫的肉身,有时候,我会悄悄看一眼地铁的隔离门,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和那些进城的人一样,同样是满脸的倦怠。

           如此进城、出城的日子不容易坚持。长途跋涉,回到家后想得最多的似乎便是今晚吃什么,不洗碗的话蟑螂会不会出来,明天想的还是同样的问题。路上,我们低着头,观看着朋友圈里的各种动态,有时几近下意识地点上一、两个赞,更多的时候是出于支持或怜悯而心甘乐意摁下那一键。不低头的人们则默默地或坐或立,看地铁里的小电视、广告、路线图,还有那终将与自己殊途同归的陌生人。

           这都是些苍凉的事,想着想着就很伤感。

  • 2015年07月21日

    恋秋葵

    过去在北国不见生秋葵,那是在梦里或东南亚菜馆才能见到的蔬菜。秋葵性喜温暖,产于埃塞俄比亚及亚洲热带地区,原来就不属于这里。她开黄花,一朵朵宛若纸巾折成的纸花,偏执地倾斜着。

    以刀切割,偶尔会听见几声清脆的响声,那是切到娇嫩的秋葵,成熟的秋葵不会这样。左手轻按秋葵末端,右手执刀,一棵棵切,秋葵籽缓缓爬到了刀身上,带着一滩无色、淡淡的黏液。

    意识在物与物之间的流动、窜跃很微妙,永远是诚实的感知。一颗成熟的黄芒果,可以让人想起后院的芒果树、市集上形状不一、各种颜色的芒果、毛泽东的手;而一棵秋葵,能让我们想起羊角、咖啡、女人妩媚的指尖、妖姬、杨桃、精液等等。

    小时候住八丁燕带,周末总会跟着妈妈去菜市。偶尔碰到同学的妈妈,对方见到我,总喜欢问“吃什么会变得这么聪明”这样的问题,妈妈笑称是吃了很多秋葵。此 后,果然,每到考试时节,阿伯的秋葵总是很快就卖光。这样偶然的小事,我们似乎都还记得很清楚。她爱唠叨、好面子,每次家里吃秋葵都要提起这件事。

    在南方,我们或清炒或酿秋葵,也以秋葵做咖喱、阿参鱼。北国云集了各种吃法,清炒、白灼、凉拌,也伴以木耳、鸡蛋、虾仁、猪肉、豆干、鸡肉、杏鲍菇、山药或辣椒炒制,又或者直接蘸酱生食。怎么吃都是一种惯性,一方水土,一方人,一种饮食。

    今天生平第一次做秋葵,清炒,是以为记。

  • 2015年02月22日

    北方的春节

            他这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过阴历年。过去他对于过年这件事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例必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家里等着父亲回来祭祖宗吃团圆饭,小公馆里偏偏故意地扣留不放。母亲平常对于这些本来不大计较的,大除夕这一天却是例外。她说"一家人总得像个人家",做主人的看在祖宗份上,也应当准时回家,主持一切。

            事实上是那边也照样有祭祖这一个节目,因为父亲这一个姨太太跟了他年份也不少了,生男育女,人丁比这边还要兴旺些。父亲是长年驻跸在那边的。难得回家一 次,母亲也对他客客气气的。惟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大约也因为这种时候她不免有一种身世之感,她常常忍不住要和他吵闹。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也还是哭哭啼啼的。每年是这个情形,世钧从小看到现在。今年倒好,不在家里过年,少掉许多烦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急景凋年的时候,许多人家提早吃年夜饭,到处听见那落落的爆竹声,一种莫名的哀愁便压迫着他的心。

            摘自张爱玲的《十八春》。这些年的春节亦然,空空落落的。北方的春节,天空总是一抹阴,偶尔能瞧见零星几个鸟巢藏在枝桠之间,可那也只是空巢,不见鸟儿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