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04月12日

    伊莎贝拉的革命之路

    伊莎贝拉看起来很年轻,她的女儿长得跟她很像。初次见她们母女俩时,我还以为她们是两姐妹。刮风的冬日,经常能看到她扎着条粗粗的长辫,头上戴着顶呢绒帽,帽子的两条绦子直在耳边轻晃。伊莎贝拉很喜欢紫色,家里有很多紫色的东西,比如说紫色的自行车、紫色的杯子、紫色的电话,还有最令人啧啧称奇的紫色的浴缸。

    伊莎贝拉偶尔也会在大家面前提起她的丈夫,但更多的是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里,似乎那时候的她更容易敞开心房说话。我见过伊莎贝拉的丈夫刘涛一次,典型的科技男,戴着副银框眼镜,比较拘谨,不是那种能轻易在人前吐露心声的男人。十七年前,伊莎贝拉在加州认识了刘涛,当时他俩还是学生,伊莎贝拉学的是中文,刘涛学的是资讯科技和工商管理。为了学好英语,刘涛找伊莎贝拉当自己的语伴,两人每周见几次面,刘涛很努力地操着他那不怎么流利、口音浓重的英语。

    日久生情,刘涛爱上了伊莎贝拉那双墨绿色的眼珠和独立、爽朗的性格,而她则欣赏刻苦耐劳、精干、有点幽默的他。不到两年,伊莎贝拉就随刘涛回到北京,两人骑着车到民政厅登记结婚。从民政厅出来后,伊莎贝拉热泪盈眶地和刘涛拥抱、接吻,刘涛说想要和她生一个漂亮的混血宝宝,一家人幸福地在北京生活。

    婚后,伊莎贝拉在一家美资企业工作,刘涛在一家电脑软件公司上班。两人都很忙,每天起早贪黑的,都想在各自的领域有更好的发展。那时候北京的外国人相对来说要比现在少得多,伊莎贝拉接触的大多是中国人,除了自己的同事、几个在外头结交的欧美朋友以外,便是刘涛的家人、同事及朋友。

    三年后,伊莎贝拉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宝宝。女儿伊娃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最终令伊莎贝拉放弃在中国的一切,带着女儿回美国。

    为了亲自照看女儿,伊莎贝拉在伊娃出世后便辞去工作,过起了相夫教子的日子。从吃哪个牌子的奶粉、穿什么尿布,到女儿该读什么故事书,几乎全都由她一个人做主。刘涛本来就不爱管事,加上工作又忙,所以家里的事也乐得让她来处理。回到中国以后的这几年,刘涛确实很努力,除了日常工作以外,还要经常出差、见客户。他的业绩不断在上升,最后当上了部门主管,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房子越搬越大。

    经常应酬、出差的生活使刘涛很少待在家里,伊莎贝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女儿身上。当伊娃到了入学年龄时,伊莎贝拉选择不把女儿送到学校,而是和几个家长一起办起了家庭学校(home school),自己在家教育孩子。家庭学校对家长的素质要求非常高,家长往往得付出很多的心血,才可能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全面的学习环境。伊莎贝拉对自己和对生活的要求一直很高,总希望在北京也能像在美国那样生活。她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研究了美国的家庭学校制度,在还没有家庭学校的北京这片荒漠上建立起了一个互助社区,为的就是想给伊娃最好的教育。

    刘涛一开始就反对伊莎贝拉的做法,他觉得孩子还是越早融入主流社会越好,他把伊莎贝拉的行为视为逃避现实,上学是必然的事,没必要把孩子圈起来,像对待濒危动物般去过分呵护。两人为这件事大吵大闹不止一次,伊莎贝拉立场坚定,觉得这些年都是自己在带女儿,只有自己最清楚女儿需要什么。刘涛没办法,只好再次由她做主。

    伊娃乖巧、懂事,享受在家学习,偶尔和其他朋友玩耍的生活,她跟妈妈很亲,什么都听妈妈的。下雨天,伊娃会和妈妈一起躲在被窝里看书、下棋,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周末,她和妈妈一起烤饼干、骑车、做手工。因为伊娃喜欢游泳,伊莎贝拉还安排她上游泳课,每一次都陪着她,站在泳池边看教练指导她游泳。能和女儿一起过着这般既充实又欢快的日子,伊莎贝拉很满足。

    一直要到伊娃到了该上初中的年纪,伊莎贝拉才察觉到她和刘涛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她已经习惯了刘涛出差不在家的生活,刘涛也习惯了不跟她和伊娃一起出行、参加各种活动。两人又开始为了伊娃的教育而起争执,刘涛觉得这些年伊莎贝拉让伊娃过的生活很不健康,孩子将来根本没法融入社会,因此他再次提出应该让伊娃到学校上学。伊莎贝拉为这件事和刘涛大吵起来,但同时也开始在心里盘算接下来该怎么为伊娃安排,毕竟伊娃越来越大,该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奥,她也该考虑伊娃将来上大学的事了。

    中国的家庭学校圈子很小,很多较好的资源都来自外国,这些年伊莎贝拉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才让伊娃不至于和美国的教育体制脱节太多。如果无法在课业上脱颖而出,那么拥有至少一项技能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生存之道,能够让伊娃凭借它而顺利考上美国的大学。伊莎贝拉很清楚这才是她要为女儿铺的道路,女儿最终是要和她一样,在美国上大学的。

    这一次,她和多年前一样,再次坚定地做出抉择,带女儿回美国,打算在那里继续在家教育女儿,同时也让她接受正规的游泳训练,培训她参加各种游泳比赛。

    转眼间,伊莎贝拉和伊娃回去有两年了。这两年里,我经常看见她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的近况和照片。照片里,她和女儿一起在图书馆里看书、去咖啡馆喝咖啡、滑雪、采蓝莓,当然也少不了女儿游泳的照片,这回不仅是伊娃游泳的照片,还多了几张她在游泳比赛中获奖,脖子上挂着奖牌的照片。伊莎贝拉站在女儿旁边,和她一样露出灿烂、自信的笑容,她对这样的自己、这样的生活非常满意。

     

     

     

     

    发表于财新网的《旁观中国》。记于此。

  • 2014年04月04日

    乌拉港

          如果不下雨,烏拉港的海水便會是靜止的。僅有的幾次波濤翻騰也夠烏拉港的人受的了。這地方水多,住在港邊的人可以直接跳進水裡泡澡。

          遠處山上有一座燈塔。塔上長年有光,那光從鎮的這一頭晃悠到那一頭,把整個烏拉港包圍起來。圓滾、呈奶白色的塔身和因為經年累月頂著藍天而成了湛藍色的塔頂,乍看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戴著帽子的偵探先生,沉默寡言,也深不可測。狹窄的樓梯,是塗了漆的鐵條,即便反復翻修,卻也還是露出生銹的痕跡。傳說燈塔上有人,其實並沒有。好似從來不會有人在意這座塔,除了偶爾從城裡來的修塔人和幾個貪玩的孩子以外,就再也沒有人會去那裡了。

          站在塔上是可以眺望麻六甲海峽的。海和塔上的光一樣,從這一處延伸到那一處,直到觸摸到天,和藍天白雲相連,消失在地平線為止。所謂“碧海連天”,大抵就是這樣的不留餘地了。都說燈塔為漁人照明,但“上帝讓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過去這光倒是成了海盜的引路人,帶來不少災禍。

          這是一座待久了便會被曬乾的小村。村裡永遠吹著熱烘烘的海風,風撲在魚和人的臉上都同樣留下了混雜著魚屍和垃圾、鹹鹹的氣味。沒有四季的國度,一年到頭的熱,有時候熱得人們的魂靈也躁動起來,但剛一想到要生出些不安分來,這念頭卻又被壓下去了。

          從前橋還沒修好的時候,人們出遠門是要搭船的。撐擺渡船的都是些早已不出海的老漁人,使足力氣有節奏地擺弄船槳,小心翼翼地將平靜的水面劃破,生怕驚擾了水底下的生靈。船在太陽升起時出港,來來而往往,日落時便回來,若是趕不上最末的那班船,想回家的人就回不來了。

  • 2014年04月02日

    乌拉港的人:阿公

          我阿公不是从唐山来的,他阿爸才是。不过他也很辛苦,八、九岁的时候,穿着一双很破的鞋子和他阿爸从马六甲走到乌拉港。那一段路很不好走,鞋子破了又补,补了又破,遇到雨天时索性把鞋子捆起来,收到箩筐里,等雨停了再拿出来穿。

          大抵下南洋的人都这般苦,阿公说起这件事时不觉得怎样,倒是往后的那许多事让他打心底里觉得很难过。年轻的时候能吃苦,什么都不怕,总是以为再苦也苦不过上一代,也好似唯有那些苦,人方才活得实实在在的。阿公最早卖咸鱼,一条条晒得干透透的小鱼铺得一地都是,日头一照,屋前的那一方空地霎时变成了一片海,水波粼粼,神秘极了。以前吃咸鱼的人多,咸鱼就白粥,既好吃又省钱,几乎家家都这样。阿公卖了好几年的咸鱼,直到后来即使不卖了,身上、屋里也还是一股扑鼻的咸香味,跟那些住在港边的人一样。

          咸鱼不卖了,阿公转而改为卖豆腐,还在橡胶园里给人割胶。那年头马来亚的橡胶业方才兴起,但凡有胆识、有几个钱的人都会做小投资,租片橡胶园,聘几个短工,然后等着大厂家来收购自己的橡胶汁。阿公天未亮就出门,头上戴着一盏灯,手里拎着刀,骑着车一路颠簸着奔向橡胶园。割胶、收胶汁、送胶汁,回来时多半已是中午。把衬衫一脱,阿公穿着件泛黄的背心,坐在院子里抽烟卷。

          我阿嬷比阿公年轻十二岁,还上了几年学,识的字比阿公多得多。阿嬷嫁给阿公,是因为她家里后来家道中落,阿公家里人把她买过来。我很少看阿嬷和阿公说话,一直以为老夫老妻就是这般处的。待到我真正懂得男女间的情爱事时,我阿公早就睡到地下去了。

          阿嬷从来不会直呼阿公的名字,只管叫他“老的”。阿公在屋前抽烟卷,阿嬷就在屋里喊,叫阿公来喝粥。阿公自己在厅里喝,阿嬷在厨房。我阿嬷很喜欢打牌,除了在家里干活,别的也就只有往阿益嫂家里跑,在那里打上一整天的牌,即便这样,阿公也从来不会管她。

          很小的时候,我阿爸总会带着我们去阿公家。那时候我们早就搬离乌拉港,不跟老人住了。阿公家里藏了很多铝制的饼干桶,里头装的多是饼干。听阿妈说有的装着金条,金条外头裹着厚厚的一层毛巾,被阿公埋到地底下去了。阿公重男轻女,兄弟姐妹之中,他最疼的是我阿弟,每一次去看他,他都会从饼干桶里拿出一袋袋的饼干给阿弟,让阿弟和我们分着吃。我和我阿弟都嘴馋,见了饼干就开心。只有我阿爸,总是皱着眉头说:“甭啦,甭给啦”,因为阿公给的那些饼干都已经面了。

          即若没有去阿公家,我和阿弟还是能经常看见阿公。那些年,阿公时常穿着那身白汗衫、黑短裤,坐在街对过小超市的门廊上。他总那样,一个人从乌拉港搭摆渡船来到我们的小镇,在小超市门口一坐就是一上午。当我和阿弟像两个飞毛腿一般,从小镇的这一头奔窜到另一头时,时不时就会撞见阿公正坐在那里碎碎念。我记得阿公那头如刺猬般硬挺的头发,永远像是怒发冲冠,不轻易妥协的样子。我回家告诉我阿爸,阿爸只叫我们别管他,他说阿公念完了便会回家。

          我阿爸和阿公也很少说话,他总觉得阿公不疼他。以前,每次去阿铜叔的咖啡馆时,阿公也只点一杯咖啡乌,然后把咖啡倒点在咖啡盘里,让阿爸就面包吃。我阿爸很小就得跟着阿公去割胶,不去会挨打,也会挨饿。阿公一直不怎么给阿爸零花钱,刚上初中那会儿,阿爸经常因为肚子饿而偷人家的面包吃,被逮时觉着丢脸,后来干脆连学也不上了。

          村里不上学的孩子不止我阿爸一个,阿爸跟着他那帮兄弟,穿喇叭裤,把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整日流窜于街坊之间。阿爸觉得跟着阿公割胶好没出息,便自己到外头打工,做刷漆的、搬货的,什么都做。阿嬷心疼阿爸,每天给他带饭,有时还偷偷塞钱给他,所以我阿爸跟她比较亲。阿公知道后,气得摔碎了几口碗,一边摔一边骂,骂阿嬷“憨”,骂我阿爸“败家”。家里没有人喜欢听阿公摔碗的声音,他一开始摔碗,阿嬷便带着我阿叔躲到阿益嫂家里去,我阿爸则出门去找他的那帮兄弟,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很小的时候就总听见阿公骂我阿爸“败家”,他骂人的声音不大,但很刺耳。阿公说我阿爸是个败家子,迟早会败光他的钱。阿嬷则说那是阿公吝啬,不舍得把钱花在子女身上。好在我阿爸脾气不大,成天闷声闷气的,尽躲着阿公。

          后来,阿公终于在他自己的丧礼上沉默了。我看着阿爸和大伯小心翼翼地给他穿寿衣。阿公身体有些僵硬,阿爸和大伯便一直劝他放宽心。那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柔声细气地跟他们的阿爸说话。我们烧了好多好多的冥纸,还有纸洋楼、纸车和纸人,所有阿公生前不舍得用的,都统统烧给他了。当第一把黄土被抛到棺木上时,阿嬷哭得肝肠寸断,整个人差点就要昏倒。阿莲婶劝阿嬷不要哭,她说阿公这是去享清福,从此可以不用割胶了。

     

     

     

    刊载于第十九期《马华文学》。记于此。

  • 2014年02月07日

    看年画

    大年初二,和夏木兄悠悠地走在路上,这样漫无目的地闲逛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幸福。走着走着,我们被头上的告示牌所吸引,遂若那武陵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来到了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数年前,当我们都还是学生,“两小无嫌猜”时,也一起看过年画,不过那是真的到杨柳青镇去,看那里的人给年画上色。有多少年了?我在心中暗自惊叹年华的消逝。

    房上的鱼。

    包饺子的女人。

    年轻画师在给年画上色。

    偷偷照下的背影。那时候的夏木兄比较清瘦。

    另一张偷偷照下的背影。后来我把留了多年的长发给剪短了。

  • 2013年12月02日

    乌拉港的人:出卖

    从噔咯湾一直往南走,你会看见一座墨绿色的海港小镇。那是乌拉港,长年吹着徐徐暖风,偶尔不起风的时候,包围着她的那片蔚蓝海水便一直是静止的,和镇上的时光一样。

    港边有一块空地,空地上立着一个写着“收废品”的黄色木牌,阿Tan就坐在那里收废品。每天他会开着那辆七彩的面包车,让喇叭一路唱着“Old newspaper,收旧东西……”,油污的车轮轧着马路,挨家挨户收废品。

    回到空地时,阿Tan把收到的一堆旧东西从车里掏出来:泛黄的智慧牙、写错出生日期的报生纸、无法发出声音的钢琴、有血迹的刀、会说话的黑猫、缺页的日历、几颗化脓的青春痘等等。在清真寺响起最后的祝祷声前,阿Tan将这些旧东西运到他城里的二手商店,由阿Tan嫂清洗它们,洗刷、漂白或染色、缝补、包装,然后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到货架上,等着人们来将东西一件件买走。如果东西多到实在没法处理,阿Tan便只好把它们拉到北方邻国木塞坞,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国王。木塞坞和乌拉港一样,也是四面环海,只是弹丸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过于稠密,岛上有很多年过百岁的老人,死亡率远远不及出生率,因此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成日就像热锅上的一堆蚂蚁,想方设法扩大国土。阿Tan处理不了的废品正好可以让木塞坞的国王用来填海,因为如果只是靠木塞坞的人们进贡垃圾,那是远远不够的。

    卖完废品,阿Tan再一路开车往南走,沿途经过有废品站的地方,便又停下来,和站主人说上几句,喝一杯,再重新上路。那些都是阿Tan的伙伴,大家同属于一个商会,每年都会聚集在一起几回,有时是商议生意,有时则不谈正事,只是闲扯、瞎吃。

    最振奋人心的还是那一年一度的旅行。年末,所有的收废品人,包括乌拉港的阿Tan、吉蒂村、上坡地、鲸须岛,以及其他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河湾一带的村子、桥底下的收废品人,都会参加商会组织的考察旅行,一起出国考察别国的收废品事业。

    这一年,大家收工收得早,十一月中旬便关闭了所有的废品站。阿Tan和他的伙伴们在导游的带领下,从赤道出发,沿着北纬四十度行进。一路上,他们统共考察了六百多个废品站,白天认真考察、做笔记,夜里和当地的同行喝酒、跳舞,第二天再上路。

    一天,阿Tan和他的伙伴来到一座莹蓝色的城市。城市的天空一直挂着一道彩虹,人们在彩虹底下进行各种买卖。阿Tan在集市里闲逛,看骆驼嚼干草、妇人打水、男人拎起又大又弯的牛刀宰羊羔。娇小纤弱的羊羔发出极其微弱的叫声,阿Tan看宰羊看得入神,这时背后传来一声“阿爸”,阿Tan猛一回头,看见自己的妻子正牵着儿子站在原地。

    “啊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阿Tan问阿Tan嫂。

    “啊你不知道呀,我们整个狗角国被卖了啦。” 阿Tan嫂忿忿地说。

     

     

     

    刊载于第十七期《马华文学》。记于此。

  • 2013年10月23日

    Words from Doris Lessing

    It is so nice and warm to stay at home when the weather is cold. Today I read the PARIS REVIEW and I met Doris Lessing:

    "I think a writer’s job is to provoke questions. I like to think that if someone’s read a book of mine, they’ve had—I don’t know what—the literary equivalent of a shower. Something that would start them thinking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way perhaps. That’s what I think writers are for. This is what our function is. We spend all our time thinking about how things work, why things happen, which means that we are more sensitive to what’s going on."

  • 2013年10月22日

    艾米的窗

    艾米说她想起了以前的家,还有卧室里的那扇窗。那时她和家人住在三楼,卧室的窗外有一棵梧桐。因为喜欢看那棵梧桐,夏天,当梧桐叶长得正密时,艾米临睡前只轻轻拉上白色的窗纱,为的就是早晨醒来一睁眼便能看见它。那样的早晨,那般纯粹的艾米,想着就觉得很美很好。

  • 2013年10月05日

    作家的窗

    在谈到梦想中的城市巴黎时,我曾经对朋友这么说,巴黎之于我,其实就是一张书桌、一扇窗、街道和阶梯,除了阶梯,其余的,我在北京城都经已拥有了。当我能够肆无忌惮地絮说自己拥有的那些物件时,这也意味着我开始可以真切地感受这些物件所带给我的快乐或悲伤,甚至苦痛。我与我的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微妙、时断时续的联系,它们的存在在于我对它们的爱抚与目视,我的存在则由于它们而愈加清晰、被确立。

    经常,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工作。在夏木兄还没回来以前,这张书桌是绝对属于我的。白天黑夜,我们像工厂里轮班的工人一样,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想象、扮演自己所愿意的角色。我们很幸运,能拥有一扇窗,即使窗纱破得令人怵目惊心,整扇窗都是从房东那里租借来的,但是我们还是经常能忘乎所以地对朋友说,我们的窗外有一家中国饭馆、一所小学、一条马路、一间杂货铺、一个烤肉摊、一棵石榴树、一只狗,等等。

    几乎每一个来我们家做客的人都会站在我们的窗前。那是这些客人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做出的同一个动作。他们或站在窗前讲电话,或趴在窗前看风景、沉思。那个时候,我会偷偷地看一眼我的朋友的背影。我们太少面对彼此的背影了。

    今天,在the Paris Review上看见了他们的Windows On The World。那是一系列关于作家的窗的小文章。书写者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窗,以及窗外的世界。米兰画家Matteo Pericoli为每一个作家的窗外世界所画的素描安静地坐在窗框里,不带一点张扬的。Matteo Pericoli在1995年搬到纽约,并于2009年出版了The City Out My Window: 63 Views on New York。Matteo从一些纽约客的眼睛去捕捉纽约城的风貌,每一个窗外的世界都是每个纽约客所独立拥有的,一小块的纽约天空、摩天楼的其中几层、几只流浪狗、相同的汽车、公车、电话亭、斑马线,还有清道夫、上学的孩子、家庭主妇以及其他的行人。

    这是以色列作家Etgar Keret的窗。他的阳台有点凌乱,他有一张金属的书桌。当他停下手头的工作时,抬头能看见马路对过有一棵很高很大的树,据说那是六十年前一个以色列诗人种下的。

    这是美国作家Francisco Goldman在墨西哥的窗。对称、均匀的窗花,犹如纳博科夫眼里的蝴蝶。每天早晨,Francisco会先去咖啡馆写作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回到他公寓里的书桌前。街道拐角处有一家有趣的小酒馆,你可以付点钱给服务员,让他替你消气。服务员会先摇一摇手中的铃,以引起在场人们的关注,他随即喊出你敌人的名字,所有人马上会大叫"iPendejo"(据说是屁眼、蠢蛋的意思)。

    这是中国诗人西川的窗,在公寓的第十五楼,很高,树够不着,小鸟也不会栖息在窗台。北京城的脚步过于匆忙,他很快便失去了最初的那些风景。今天,当他再次望向窗外时,除了立交桥上川流不息的车子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作家兼摄影师Taiye Selasi在意大利的窗。窗外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每一次都令她屏息、心跳。教堂、树木、柔软的云朵,这一切都在这里了。Andrea_Hirata

    这是印度尼西亚作家Andrea Hirata的窗。他辞掉了以前的工作,决定成为一个作家。他说这意味着他买不起房子了。好心的朋友(总会有这么几个人)让Andrea使用自己的公寓,一开始他并不喜欢这个地方。日出日落、孩子的笑声、哭声、叫喊声,所有玩游戏时所发出的声音,这一切在他听来都是那么地纯粹——他最终爱上了这里。

    那么,你的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