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04月26日

    捕蝶者纳博科夫

    有些作家让我们能轻易地在瞬间就感知到真实与永恒,也许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经意,他们让永恒的声音经久不衰地流淌在时间的缝隙之中。

    毫无疑问,纳博科夫是这么一位作家。

    让·布洛在他所撰写的纳博科夫传里多次使用了“永恒”这个字眼来形容他的这位传记主人公。是的,永恒的作家!直指价值而非时间,一种站在“繁星点点的高处”的高度与品位。这绝对与同样处于永恒的上帝有关。

    纳博科夫最早的记忆是从1903年的盛夏开始的。那一年,他四岁,走在通往当时处于圣彼得堡的维拉庄园的路上,左手由母亲拉着,右手则由穿着“刺眼”(注意他的用词)的华丽军装的父亲拉着,一走一跑地步行在长着许多栎树的小径上。也就是在那刹那间的一刻,纳博科夫声称他发现了自己,开始意识到“我”作为“有意识的生命”的诞生。他的童年是美好的,甚至在回忆起来时是如此地纯粹、通透。这绝大部分仰仗于他那良好的出身背景和天赐的对周遭事物所持有的敏锐观察与感知能力。与绝大多数的贵族一样,纳博科夫的父亲,另一位(身份为骑士——卫官、法学家、政治家的)纳博科夫先生,以及他的母亲,艾莱娜,一个喜爱蘑菇、扑克和猎獾犬的女士,和她的丈夫一样勇敢的女性,为作家提供了优渥的生活物质条件和同样富裕的精神生活。维拉庄园,一个上演了无数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之场所,所有关乎俄罗斯贵族的命运之奥秘都可以在这里被预见。

    我们可以直接从纳博科夫的父亲,V.D.纳博科夫说起。从作家的描述当中可以得知这是一位崇高、正义、勇敢的绅士。他从祖辈那里继承了财产与名誉,并努力维持了这份属于纳博科夫家族的荣誉和财富。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作家的父亲参与了立宪民主党的创立,创办了日报《言论》,以杰出的演说和坚定的政治激情确立了他作为政治法学家的地位。他还是“犹太人的朋友”,以文字表达了对反犹主义者的不满,同时,身为一名俄罗斯地主的他,亦是农民申冤、寻求帮助的对象。常常,当一家人坐在维拉庄园宅子里明亮的饭厅里吃午餐时,老纳博科夫会突然被来访的农民打断谈话,继而“轻快地拿下放在腿上的餐巾”,迈着坚定的步伐到屋外。此时的小纳博科夫会在饭厅的这一角听着窗外嗡嗡的谈话声,随后会透过窗子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农民欢快地举起,抛向天空而又被接住。这是小纳博科夫心中永远的勇敢、正义的父亲,将来他即使没有追随父亲的脚步,热衷于政治、民主事业,但无疑,父亲还是深受他敬重,影响了他的生命。

    之于纳博科夫,母亲艾莱娜总是极为温柔地彰显、表达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爱。这个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和仆人区的女士,喜欢所有技巧性和冒险性的游戏,例如多达一千块的拼图、扑克牌,以及在雨中实现的一次又一次的采蘑菇之旅。“全心全意去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个热爱生命的女性同样珍视自己的过去,以致在多年以后,在流亡到另一个国度之后,还是不免会经常地回想、怀念起过去的生活。在布拉格的最后岁月里,这位温柔的母亲总喜欢带着她的那只达克斯小猎狗(这只小狗 被纳博科夫称为“流亡狗”,顾名思义,它确实是跟随着纳博科夫一家流亡)散步,然后回到晚年破旧的公寓里。除了仅有的一些二手家具,公寓里到处放着抄有诗歌的本子、老纳博科夫的一只手的模型、一些流亡作家的作品,以及发暗的照片。就像作家自己说的,其实母亲并不真正需要这些物品,因为这一切,过去在俄罗斯的生活以及足以支撑起那段美好岁月的一切物品,都早已牢牢地地印刻在她的记忆深处,并将永远不会被忘却。

    卢卡舅舅是除了父亲与母亲之外,另一个对纳博科夫的童年,甚至成年以后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卢卡舅舅在死后把自己的罗斯德斯特维诺庄园和一笔为数客观的金钱留给了他)的另一个人。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卢卡舅舅“似乎属于一个由玩具、色彩鲜艳的图画书和结满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樱桃树构成的世界”,一个似是梦幻,像眼神穿透过彩色玻璃珠而眼目所及的那个王国。这个瘦削的,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的男士在外交界工作(却不怎么看重这份职业),要比纳博科夫家族的任何其他人来得有意思。风趣,幽默,简单,热衷于写法语诗歌和作曲,自称为能够破译自己懂得的五种语言中任何一种密码信息的专家。卢卡舅舅原来应该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但是由于他的那些外国友人无法正确无误地读出他的俄国姓氏(你知道,俄国人的长姓名是举世闻名的),而被简化为“卢卡”。瓦西里,不,卢卡舅舅和小纳博科夫之间,多年以后,当作家再次回忆起自己的舅舅时,想到的便是午后的维拉庄园里,舅舅对着自己的耳边发出的哼唱声和呢喃声、从美国带回来的系列儿童书、一片(据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绿叶,舅舅和自己分享他在周游列国时的见闻,还有这个男人的死亡历程。他一直坚称自己患有不可治愈的心脏病,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对待他的这句话。所以,每当他在小纳博科夫的饭厅或客厅的那幕”戏“(突然伸开四肢径自躺在仆人送咖啡时会踩踏的客厅地板上)被重新上演时,老纳博科夫显然是对这个亲戚带有一些不满和嘲笑的。一直要到一九一六年,在巴黎,卢卡舅舅真的死于心绞痛时,纳博科夫一家才会真正悲痛、惋惜地回想起多年以前的那些夜晚。这个男人,带着他的”玩笑“,留下了他的大笔财富,离开了人世,却永远活在了作家的心里。

    说到爱好,除了创作小说和诗歌(是职责、迫不得已?),话题总是离不开蝴蝶和象棋。两者的共同点?蝴蝶的翅膀与黑白相间,或是奶白色与深红色相间的棋盘足以道明一切。形形色色的蝴蝶(鳞翅目),从蛹蜕变成色彩眩人的飞虫,翅膀在振动时传达出连串的对生命的礼赞,以及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未来的不可知。从圣彼得堡的维拉庄园,到作家临终前伫居的蒙特勒,处处遍布了作家的脚踪,这项爱好就像他的写作一样,即使是在流亡期间也未曾被遗弃。对称,是将两者合并在一起的因素。把蝴蝶对折,会发现两张翅膀如此惊人的匀称,连图案、色彩也如此一致。至于象棋,纳博科夫更热衷的是编制棋题。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快乐的刺痛“,是的,战略、防守、攻克、伫立、停滞,都影射了人在有生之年的种种举动。为自己布局了圈套、陷阱,然后再想方设法地从中逃脱,甚至战胜,就像蛹的蜕变为蝴蝶。

    1919 42 日,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弥漫全国,老纳博科夫不得不带着家人离开,流亡他国。在航向欧洲的希望号上,作家和父亲下起了在祖国俄罗斯的最后一场棋。父子俩依旧是那么淡定、沉着,即便是那一刻起,他们将失去祖国俄罗斯。因为,很有可能,他们中间谁也无法真正想象自己将永远失去她。

    流亡的第一站是英国剑桥。作家和弟弟被安排到剑桥上学,在那里,纳博科夫爱上了划艇,同时也从关心政治转向了更为关心文学。在剑桥的这三年,也就是在 异国的这段岁月,成就了纳博科夫作为流亡者身份的色彩和价值。随后是柏林、巴黎,流亡生活的苦痛渐渐伴随着父亲的死亡和物质生活的贫瘠而仿佛再生纸上蔓延开来的墨水,逐渐清晰,令人难以忘却。纳博科夫在流亡柏林和巴黎期间大量为俄文报纸和杂志翻译、撰稿,为了糊口,还给人上英语或法语课,教网球和拳击,同时也给报纸出象棋残局和迷宫般的填字游戏。他和那一时代的其他许多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一样,过着物质生活贫瘠,精神生活却无比富裕的生活,与那些柏林人、巴黎人以几乎是格格不入的方式而共处于同一座城市。激情是难免的,因为作家失去了他的祖国,按他的话来说,这就像等于失去了他的爱,这份丰富的情感在冷漠,甚至事不关己的他乡之中更为突出。

    美利坚,作为一个新大陆的出现,对纳博科夫的未来而言亦是如此举足轻重。四〇年代,纳博科夫举家移民美国,他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以英语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在这里,纳博科夫无疑是幸福的。以欧洲知识分子的身份流亡至美国,这个愿意为无数人提供避难所,并成全了人们的无数梦想的伟大国度,恰如其分地协助作家确立了他作为教授、鳞翅目昆虫学家及作家的地位。纳博科夫在这里是自由的。长篇小说《塞巴斯蒂安. 奈特的真实生活》是这个时段的首个丰收成果。但使其名声大噪的还是小说《洛丽塔》的出版。说到底,小说的成功问世还要归功于作家的太太薇拉女士,这部当年被扔到家门外的垃圾箱的作品还是在经过女士的建议下才被作家捡回来的。《洛丽塔》的出现使作家周遭的声音此起彼伏,除了赞誉,当然还免不了抨击、批判。一个(有知识、身份的)男人,爱上了他的妻子的女儿,而且是未成年的继女。”父亲“成为了情人,既提供物质又提供精神、情感上的享受,男主人公亨伯特成全了许多女性梦寐以求的对作为情人的男性的想望。

    《洛丽塔》的出版为纳博科夫带来财富,作家获得了从金钱而来的自由,辞去了康奈尔大学的教职,作别美国,重返欧洲。这距离纳博科夫离开俄罗斯,已有四十年之久。四十年,从欧洲到美国,再回到欧洲,纳博科夫带着属于他的荣誉和财富回到欧洲。那个遭受迫害的流亡者已成了名满天下的作家,继续在他乡承受思乡的痛苦和回忆他和他的整个家族所魂牵梦萦的维拉庄园……

    纳博科夫生命中的最后一站是瑞士的蒙特勒。他的晚年同样离不开写作、蝴蝶与象棋。此时薇拉依旧陪伴在他身边,两人带着对生活的忠诚步行在公园的小径里,彳亍在棋盘上。夏季的捕蝶之旅依然是使纳博科夫为之振奋的一件事。吊诡的是,也就是在这里,蝴蝶与作家的死亡碰了面,1975 年的阿尔卑斯山捕蝶之旅也是作家走向死亡的开始,生病而又痊愈,痊愈之后又陷入疾病的折磨之中,反反复复,1977 年的72 日,最终纳博科夫将他的这些蝴蝶标本留在了身后,追随他的先祖而去。

    此时,我们再次看见一个身穿灯笼裤、戴水手帽的小男孩,他的左手由他的母亲拉着,右手由父亲拉着,悠慢地穿行过圣彼得堡维拉庄园附近那充满冷杉树、白桦树的树林,那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回到庄园的饭厅,他们被包裹在一片和平、优雅地笑声之中,桌上从伦敦进口的金黄色的糖浆顺着勺子滑到了俄罗斯的黄油面包上,瓷茶杯被一双手轻轻地拿起,而又轻轻地放下。

     

    文章刊载于20160422的《北京晚报》。是为记。

  • 2016年04月13日

    进城的人

           我和夏木住在北国的朝阳区,朝阳区很大,先前我们住金台西路,后来才搬到望京。住金台西路时,我有一段时间每周至少去顺义两次,顺义国际学校多,我在那里代课和给小学生读绘本。从金台西路的家到顺义,要走好长的路和坐不同的地铁,这样一来一回,很容易让人有路越走越长的感觉。寒冬,天黑得早,我偶尔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仿佛自己也和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

           相对于顺义和望京,金台西路离市中心要近许多,所以我们称去顺义为出城,从顺义回来,便是进城。唐朝贞观之时,顺义被称作归顺州,一度改称归化郡,后来恢复旧称,再后来则被简称顺州,是燕云十六州中的一州,曾于不同时代受汉族、女真族及蒙古族统辖。民国时期,顺义属河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五〇年代末,顺义划归北京市,成了顺义区。

           大抵住顺义的人有三类,一类是农民工,一类是上班族,还有一类是中产阶级。农民工和上班族多半因为相对而言较为低廉的房租而选择住在顺义,他们有的背双肩包或斜挎包,有的连拖带扛,带了一堆衣服、杯碗和暖水壶,往返于城中城外。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不坐地铁,他们白天开车进城,黄昏时分再回到顺义,那里宛若一片城外桃源,清静些,房价也比城里的低。也有坐地铁的中产,多半是外国人,顺义有洋气的别墅、干净的公寓,国际学校多,也不缺进口食品超市,环境清幽,花香招蝴蝶,这么多外国人聚居于此,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

           每一次的出城于我都是五味杂陈的行旅,我和进城的人擦肩而过,极少正视彼此,去的是不一样的地方,生命深处却隐然有一种相通的气息,时而苦涩,时而甘甜。 这些年,人们以北漂、屌丝、蚁族之类的新名词或相互称谓或自嘲,我和夏木有时也会笑称我们都是北漂,只是我比他漂得更远,也更久。

           天刚亮,进城的人出地铁,上楼梯,再进地铁;夕阳西照,进城的人出城,依旧是那一具疲惫的肉身,有时候,我会悄悄看一眼地铁的隔离门,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和那些进城的人一样,同样是满脸的倦怠。

           如此进城、出城的日子不容易坚持。长途跋涉,回到家后想得最多的似乎便是今晚吃什么,不洗碗的话蟑螂会不会出来,明天想的还是同样的问题。路上,我们低着头,观看着朋友圈里的各种动态,有时几近下意识地点上一、两个赞,更多的时候是出于支持或怜悯而心甘乐意摁下那一键。不低头的人们则默默地或坐或立,看地铁里的小电视、广告、路线图,还有那终将与自己殊途同归的陌生人。

           这都是些苍凉的事,想着想着就很伤感。

     

    原载20160412《北京晚报》。是为记。

  • 2016年03月22日

    最后的二十八颗汤圆

     

    那些日子里,我们只吃洒了白砂糖和花生碎的汤圆。冬至早晨,阿妈早早地就带我去菜市场买做汤圆用的粉团,那是一整块凝固的糯米粉,粉红色的永远仅是点缀,和在白色的粉团中,那色泽格外显眼和诱人。我站在阿清嫂的糕点摊前,选了好久才选定一包带最多粉色的。

    阿妈从来不会和我们一起搓汤圆,她永远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她去做。那时候阿爸还上班,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坐在厨房里搓汤圆。我和阿弟都很爱吃汤圆,每一回都给自己搓一颗又大又红的。偶尔阿妈进厨房来,看见我们的大汤圆,总要重复那句话,“不要都搓成红色呀,红色用完了就没有了”,这句话她说了几年,后来就不再说了。

    等阿爸下班了,他就会给我们煮汤圆。阿爸说要等水开了才能下汤圆,汤圆熟了就会浮上来,跟学游泳一样,学会了也就自然会浮上来。煮汤圆时,我和阿弟一刻也不敢离开,就想看汤圆熟的样子。

    阿爸不上班了,冬至就和我们一起搓汤圆。他总会做上两盘,一盘少糖的,给自己吃。我们家小孩吃汤圆的传统多年不变,按年龄计,几岁就吃几颗。从前总是嫌自己太小,感觉十四、五颗汤圆总也吃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