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07月09日

    北国之春

    拾柒。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星期一晚上,我们家的电视只播放《天下足球》。电视机前,我时而看着眼前绿油油的草坪上,有男人在奔跑、愤怒、哀恸或欣喜万分,时而也转脸望着身边的男人,瞄一眼他那双好看的腿。夏木喜欢曼联,即便很多时候他们踢得并不怎么样。记忆无比微妙,有时候一个场面、片段,甚至是一句话、几句歌词,就能够将我们和我们的过去迅速相连起来。《天下足球》最让人痛快淋漓的地方还是那些扑救和进球的镜头集锦。一百个镜头,足以教人真真明白什么叫做不疯魔不成活。

    总是有那么几个镜头,让男人想起了那些年的那些个令人或痛或笑、迷醉的夜晚。我们曾是那么年轻,不知洪水将至,可以为了一场或许注定是要以失败告终的球赛而逃课、熬夜。还记得么,那一年的南非世界杯,我们在超市里看见印有世界杯标志的哈尔滨啤酒?夜里,你的哥儿们给你来电,电话另一端的他也同样泪流满面,为着世界遥遥另一头的胜利而发誓要永远支持红魔到底。

    都是些孩子。那是我只有在球场上才能看见的男人的另一面。你会为了红魔而在深夜里爬起来,调低电视音量,一个人握着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就连呐喊、欢呼也是那么小声。我在房里,迷迷糊糊之间看见你在一片黄光之中,我会叫你一声,知道彼此都还安好,便又沉沉睡去。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弗格森的离去。那一天,像是坐了趟时光机,我们看见了弗格森的过去。他也曾经是个孩子,只是恐怕走得比谁都远,这么大的人了,还面红耳赤,又蹦又跳。看着他绕着球场走,边走还边向场边的人挥手、鞠躬,我们又一次相拥而哭。

    还是那句话,“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没有哪个男人能像香克利那般一语道出那些年足球场上那些疯魔的故事。

     

  • 2014年07月08日

    北国之春

    拾陆。

    我迷恋在城市里生活,难以抑制对城市生活的眷恋和信仰。陌生人、霓虹灯、商场的橱窗、街道、城市的声音、路边的长椅、林荫道上的树木、卖艺人、咖啡的香气、流浪的猫,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安全和自由。

    这些年,我认识了一些和我同样也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有着和这座城市同样悲情的故事。米亚在城市里如鱼得水,她每天晚上流连于酒吧和咖啡馆之间,和不同的男人女人周旋,她是夜游神,吸食着城市的空气和声光。薇薇安在这座城市谈了几场恋爱,每一场都以失败告终,她最终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和男人谈恋爱。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南锣鼓巷,她和她的新情人在一家小店里闲逛,她们不时地交头接耳,薇薇安的情人轻轻咬了她的耳垂一下。

    艾伦生活的纽约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讲述纽约的故事,他痛恨那些装模作样、自恋而嚣张的中产阶级,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离不开那些可恶的人。还是川端先生幸运,他由始至终深深爱着他的城市,他的京都故事总是那么隽永、唯美、细致,充满雅趣。

    伊斯坦布尔之于帕慕克,是一座呼愁的城市。从前,他坐在窗前,画博斯普鲁斯海峡流动的水、在海面上飞行的海鸥群、轮船的烟囱、在海边捡拾贝壳的人。后来,他把这一切都写进他的小说里,任由自己的命运与悲喜依附于这座城市。偶尔,他也会外出旅行,去另一座城市,可那些都不过是短暂的行旅,他总归会回到伊斯坦布尔。

    这辈子能在巴黎生活的人是幸运的,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你永远不会对她产生厌倦,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如果能在巴黎做一个闲逛者,成天流连忘返 于巴黎的街道和左岸的书店,那会是一种纯粹的幸福。你看看桑贝画笔下的巴黎就知道这座城市无可救药的美好了,他这个外省人永远不会羞于坦承自己对巴黎城的热衷和痴迷。

    自从小郑和他的情人从台北回来以后,他们便一直在微博上扬言他们要移民,成为真正的台北人。霎时间,北京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一堆狗屎,毫无意义和价值。他们急切想逃离这座乌烟瘴气的城市,惹得朋友圈里怨声载道,大家都嚷嚷着要送小郑和他的情人游泳圈,让他们游去台北。

    昨天夜里,阿浩对我说他觉得自己是个窝囊废。在北京那么久了,始终没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立足之处让他觉得很不安,房价的上涨幅度永远 比工资的上涨幅度高,阿浩说不知道自己究竟每天都在为什么打拼。一日三餐么?听起来好卑微,他不想要,也痛恨这样的生活。老家那里隔三差五的来电话,催他回去相亲、找工作,还说要给他在老家安置一套房,搞得阿浩后来一听到电话响就起鸡皮疙瘩。

    老许在上海出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很满意。他一直自认是个懂生活的上海男人,富有小资情调,不像他的那些朋友,生活总是那么糙,分不清纯棉和半棉的袜子。他从美国回来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不是嫌工资低就是嫌公司名气不够响,没有发展的平台。这两年我看他一直在花着家里的钱,其实他知道自己这样很窝囊、没底气,可还是老对我说,宁愿做一个猥琐的上海人,也不愿做一个窝在乡下,说话粗声粗气的土豪。

    老杨这辈子没有离开过天津,说什么都是天津好,他安于做一个天津人,在这座城市里过他的小家日子。高中毕业后,身边的朋友有的报了北京、西安、香港的大学,老杨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能在天津上大学就好,何必跑那么远。他后来去了天津一所很没名气的大学,毕业后还换了几份工作。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后,他终于也和他的那些哥儿们一样,离开了这里,不过走得比谁都远,去了东京。在东京的那些年,他杳无音讯,我们都不知道他过得怎样。直到去年圣诞节,大伙儿聚餐,我们才听说老杨要回来了。那些年他似乎在东京过得并不怎样,打电话给老刘,频频在电话里感慨还是天津好,东京太压抑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懂,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做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人们不会轻易说认命,毕竟那听起来很消极,令人伤感,也容易令人对生活失去信心和憧憬。

    我迷恋在城市里生活,难以抑制对城市生活的眷恋和信仰。陌生人、霓虹灯、商场的橱窗、街道、城市的声音、路边的长椅、林荫道上的树木、卖艺人、咖啡的香气、流浪的猫,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安全和自由。

     

    图解:绘造社在三里屯太古里PAGE ONE书店的一点儿北京展。《一点儿北京》作为一本细致的当代城市绘本,以图画和文字再现了当代北京的建筑和人文景观。图片为三里屯的法式餐馆Crepanini,人们垂眉低目,在城市里气定神闲地活着。
  • 2014年07月07日

    北国之春

    拾伍。

    昨天我们去了小黑说的双城咖啡,有人说那是北京城最接近台湾的一扇窗。我们去,是想看画,最近那里办了个画展,墙上挂了几幅孤独症孩子的作品,大多色彩鲜艳、立体。

    楼上有个不大的阁楼,上楼的人需要脱鞋。那里原本就很安静,许是因为在楼上,和楼下隔开了,便越是让人体味到那里的寂静和安全。

    店里放了很多台版书和杂志,杂志堆上有一本零七年的印刻,封面人物是张国荣,还是那双绝望、迷蒙的眼睛,却也坚定。窗外是方家胡同,路面有些坑洼,人们的房子外停着残破的自行车和古板的三蹦子。隔着玻璃窗,身边是一棵树干粗壮的树,起风的时候,树叶也跟着沙沙舞动起来。时不时有当地的居民和游客路过,有的步行,有的骑车,所有人都慢缓缓的。

    我们还是幸运的,虽然没赶上放电影,却能坐在一起听《天堂电影院》的原声。乐声悠扬,弥漫于整个空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悠悠、静静地坐着。后来,小黑和她的恋人也来了。她们正好在附近,知道我们在这里,便过来打招呼。这样一场没有事先约定的会面,让我很紧张,也莫名地兴奋。小黑好像是换发型了,新发型有点参差不齐,倒也不难看。她说话时偶尔会握着恋人的手,让人有种微妙、暖心的感觉。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新工作,还有彼此换工作的想法。小黑的恋人像一只孤傲的黑猫,桀骜不驯、犀利,大部分时间她是安静的,喜欢自拍,张扬而自恋。

    傍晚,店里人越来越多,说话的声音也稍微大起来。我们离开时,两个店主都还在不停地忙。他们来回穿梭于小小的吧台,连背影都如此默契。

    出了门,夏木问我:“以后还来么?”我说:“来啊,下回要来看电影,还要叫上笛安。”我回头看一眼身后那扇红色的门,看着窗边我们刚才坐的地方,沙发上没有人,杯子也不在了。这样看了片刻,我突然神思恍惚,不能自抑地感到一阵荒凉、哀伤。

     

  • 2014年07月03日

    北国之春

    拾肆。

    曾经在电影院里看《中国合伙人》,虽然知道片子很煽情,且说白了它就是山寨版《社交网络》,还外加 一些鼓惑人心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不可抑制地还是又一次被这类励志故事所感动。仿佛在这样的世代里活着,像我这种意志薄弱的人总是需要倚靠这样的故事来安抚、激励一下脆弱的魂灵。

    孟晓骏那一代人的美国梦,至今仍未完结。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梦”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说到底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美国大使馆门外排队等办签证的人丝毫也不见少。多少年来,美利坚成了无数人的乌托邦,就像影片里的王阳说的,那是rice country,是beautiful country,这个国家足以同时成全人们对美好生活与财富的憧憬。

    突然想起一些人和一些事。在中国的这些年,身边总是出现怀有美国梦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些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越是恨美国,便越是要去面对他,然后超越他,甚至是打败他。所以,一日日,我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奔赴美国,去的时候意气风发,回来时春风满面(有的“回不来了”)。回来的人当中,讨厌这个国家的人几乎为零,与此同时,他们还以海归的身份扬眉吐气起来。

    是不是其实这样也无可厚非呢?毕竟我们也经常批判我们的所在国或某些国家,痛斥我们的政府。只是这当中究竟谁是在怒其不争,而谁又是在渔翁得利呢?

    都说梦总有醒的时候,只是不愿醒来的人也很多。几年前,朋友的父亲和哥儿们身着西装通过了中国的边境安检,坐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他从不曾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头系方巾,一身牛仔服,大口大口地吃起汉堡来。总归是要生活罢,有时候,人的应变能力确实强得惊人。也有一部分人是足够幸运的,他们可以随时做梦,想把孩子生在哪儿就生在哪儿,暑假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参加夏令营也能轻而易举地办到。都知道有绿卡好,能换个国籍更好,国籍只不过成了一种便利和虚假的象征。

    前些日子和几个中国朋友聚餐,其中一位是个九零后的环境记者,年轻有为,很有魄力。我们谈到国籍的问题,在场的朋友都说,如果有机会,他们会选择换国籍。 那位记者朋友说,她有时候需要出国报道、交流,自己可是领略了拿着中国护照的种种不便。我们谈着谈着,我突然在想,我从来没想过要换国籍,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的护照非常好用呢?如果今天我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国籍,我是否还会像现在这样一想到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就毛骨悚然?

    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相信“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句话,所以不会轻易,甚至也没有资格去贬损那些换国籍的人,只是相对而言,我还是喜欢那些坦诚的人,不掖不藏,比那些一边喊着爱国口号,却时常临阵逃脱的人要真诚、厚道许多。

    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最终以“这个国家实在没能唤起我对她的尊敬和拥戴”作为结论而终止。我们都沉默了。

    电影里那三个有为青年最终还是让他们的“新梦想”在纽约/美国有了立足之地。他们深信,唯有如此,中国人才能真正站起来。影片结束后,屏幕上出现了好些所谓社会精英、成功人士的照片,并附带了大致这么一句话:他们的故事,也可能是你们的故事。这是在说明什么呢?这些人大多都因为曾经的美国梦而成全了自己的人生,祖国是生母,美国是奶娘。

     

  • 2014年07月02日

    北国之春

    拾叁。

    东方君悦大酒店外有一座喷泉,据说每晚九点钟都会有彩灯和音乐伴随着水柱喷发而出现。电影《失恋33天》里,黄小仙把魏依然带到喷泉前,坐在那里缅怀自己当年上大学时谈的一场恋爱。后来,那座喷泉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恋人们在那里柔情地相视、拥抱和接吻。

    太古里的喷泉也有彩灯,也有音乐,只是音乐嘈杂了点,喷泉旁的大屏幕经常放电影预告片或品牌广告,有时候可以看到模特的倒影化作了一滩模糊、绚烂的水。周末下午,几个孩子跑到喷泉中央戏水。作为一道有趣、新鲜的城中景观,他们被观赏和议论,而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你看外国小孩多好玩儿,也不怕脏”。

     

  • 2014年06月23日

    北国之春

    拾贰。

    《甄嬛传》热播时,很多女影迷纷纷在家里演起宫斗剧,一会儿演答应,一会儿演贵人,搞得网上很多男人叫苦连天,想把导演和编剧都骂死。那阵子我偶尔也会在睡前让夏木翻牌,我演的自然是宠妃,任何时候都唯我独尊,他翻来翻去也就只有我这一张牌。可戏总也有剧终的一日,可不,没过多久,又到了韩流来袭的时节。

    “下雪了,怎能没有炸鸡和啤酒?”这句《来自星星的你》里的经典台词,同样也没少害人。很多影迷在看了这部电视剧后,也开始一窝蜂仿效剧里的千颂伊,排长龙也要饱尝一顿chimek。

    Chimek这个词还挺有趣,是英文的"chicken"和韩文的"mekju"(啤酒)的合成词。炸鸡和啤酒的组合在韩国早已不是一种新鲜的吃法,很多韩国人素有炸鸡就啤酒、烧酒或萝卜泡菜的习惯,即使知道这样的吃法很不健康,还是有很多人走在这条自毁的道路上。

    望京堪称北京的“小韩国”,据说住在那里的韩国人少说也有十几万。大街小巷上,除了韩国超市、韩国餐馆、韩国酒吧、单眼皮的韩国男人、原本可能也是单眼皮的双眼皮韩国女人以外,就连宠物狗也成了韩国狗,只听得懂主人说的韩语,而听不懂路边交警大叔的普通话。

    在望京很容易就能吃到正宗、美味的韩国菜,有些小餐馆也提供正宗的chimek。韩国的炸鸡有不同风味,除了原味,还有香辣、甜辣等口味,而且很多都是经过双重的油炸过程,吃起来格外香脆。

    世界杯来了,坐在大屏幕前,一盘炸鸡,一杯啤酒,哪怕死后洪水滔天。

     

  • 2014年06月20日

    北国之春

    拾壹。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大量对吉卜赛人的描述,那些描述每一句都那么扣人心弦,每一次阅读都让人 感觉像是打开了一个虚幻的潘多拉之盒,新奇的神秘力量在一缕缕往外飘散。每年三月,吉卜赛人会出现在马贡多小镇,他们带来各种马贡多人从未见过的新奇玩意,像能使铁锅、铁盆、铁钉等铁器成群结队的磁铁、能让人看到坐在村子另一头的女人的望远镜、能让人恢复青春的假牙,还有“那个时代的伟大发明”——冰块。小说里,吉卜赛人因为长年累月的漂泊,所以比起闭塞的马贡多人来,他们自然更加见多识广,也更精明。

    每一次看见西藏人都会使我联想到吉卜赛人。在北京,西藏人和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新疆的维吾尔族一样,同样是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街头巷尾,也几乎一同在做着相同的事情:望着过往的路人、交谈、沉默、摆摊子、收摊子、和顾客讨价还价、在路边睡觉、微笑、捻牦牛线。

    人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是凭借虚构的想象和揣测去构建对他们的认知。西藏一直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人们渴望进行一次能够洗涤心灵的旅行,幻想在那里摆脱尘嚣,升华灵魂。多年以前,我读马建的《非法流浪》,读到他描叙天葬的文字,看着令人惊心动魄的照片,年轻的心当时就禁不住躁动、狂跳起来。天葬和海葬一样,在我看来都是如此迷人,只是天葬要多了些明明白白的残酷,天葬师要亲眼目睹秃鹰啄食尸骨,吃剩的还得焚化,最后恐怕连灰烬也会随风而去,真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 2014年06月19日

    北国之春

    拾。

    这是一个丛林世界,人们日日夜夜于杂草丛生的钢筋水泥之间蹒跚行进。遍地都是洪水猛兽,我们小心翼翼,时不时还要惶惑地东张西望。

    走在北京的街区,经常会和一些动物不期而遇。最常见的自然是狗,养狗的人比较闲,总会和自己的狗出来溜达。北京还有一群养猫的年青人,男男女女,他们都和他们的猫一样,在城市一角乖张地生活,安静,不咬人。那样的猫咪经常出现在网上,作为头像或耍性子的标志,很少真正出现在街头,即便有,我也很可能无从得知,因为猫走路是没有声音的。

    最喜欢看的还是马和驴,还有那身份尴尬的骡。它们驮着主人和一大堆的蔬果,停在路边,低头默默啃着玉米或杂粮,永远是那么地安分守己。农民们从京郊风尘仆仆地进城,他们和他们的马车一样,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外地人”这个身份在北京是不体面的,“农民”、“郊区来的”也一样,永远意味着落后和龌蹉。据说“外地人”这个称谓到了上海,便成了“乡下来的”;到了莫斯科,则演绎成了“外省人”。曾经听到过这么一件真人真事。一个驻在上海的纽约记者住到了老上海的弄堂里,他中文很好,经常和弄堂里的女人们打交道。一天,他外出回来,遇见楼下的大妈,大妈对他说:“大卫啊,刚才你们乡下来人找你了。”在那些上海人眼里,只有上海才是最文明、光鲜的,其余的地方都只能是“乡下”。或许也是因为有这种观念,上海人在面对北京城时才会做出一副嗤之以鼻的嘴脸。巴黎人安德烈·纪德也和那些上海人一样,在一次土耳其之行后,他更加坚定地觉得西方(法国)文明不仅是最美丽的,而且还是仅有的文明。我们很难想象上世纪初土耳其以及土耳其人的面貌究竟有哪些令纪德厌恶至此的地方。据说他连土耳其人的服装也讨厌,并认为这个民族只配穿这样的衣服。

    羊驼也是外来者。经考据,这个物种最早出现在印加帝国。现在绝大部分的羊驼都生活在南美洲的高原上,少数生活在澳大利亚。人们更热衷于称呼羊驼为草泥马,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有物种,草泥马确实能够让人们巧妙地宣泄心中的不满。动物园里的草泥马和街区里的草泥马一样,都不认生,给什么吃什么,一脸的无辜相。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呢?作为又一个外来者,我也和那些“外地人”一样,时而苟延残喘,时而沾沾自喜,却也始终没能逃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