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02月22日

    北方的春节

            他这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过阴历年。过去他对于过年这件事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例必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家里等着父亲回来祭祖宗吃团圆饭,小公馆里偏偏故意地扣留不放。母亲平常对于这些本来不大计较的,大除夕这一天却是例外。她说"一家人总得像个人家",做主人的看在祖宗份上,也应当准时回家,主持一切。

            事实上是那边也照样有祭祖这一个节目,因为父亲这一个姨太太跟了他年份也不少了,生男育女,人丁比这边还要兴旺些。父亲是长年驻跸在那边的。难得回家一 次,母亲也对他客客气气的。惟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大约也因为这种时候她不免有一种身世之感,她常常忍不住要和他吵闹。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也还是哭哭啼啼的。每年是这个情形,世钧从小看到现在。今年倒好,不在家里过年,少掉许多烦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急景凋年的时候,许多人家提早吃年夜饭,到处听见那落落的爆竹声,一种莫名的哀愁便压迫着他的心。

            摘自张爱玲的《十八春》。这些年的春节亦然,空空落落的。北方的春节,天空总是一抹阴,偶尔能瞧见零星几个鸟巢藏在枝桠之间,可那也只是空巢,不见鸟儿的踪影。

  • 2015年01月01日

    乌拉港的人:烟花

    我在为自己构筑一个名叫乌拉港的小镇。阿薇和阿添是乌拉港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忧伤不已。在书写乌拉港时,我发现自己在将想象与回忆相互交织起来,虚虚实实之间,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一厢情愿的自我放逐与疗愈。有时候,身处异国让我觉得自己离乌拉港的人很远很远,但同时,我却也明白自己的命运终将永远依附于这个同样忧伤的小镇。

     

    1.

          阿薇出嫁那天她父亲没来参加婚礼。来的是她母亲和继父,还有三两个近亲。吃喜酒的地方离海很近,整间酒楼没有空调,但面积不小,从陆地这里一直延伸到海上,老板让建筑工人往水里插了几根粗粗的木柱,无数块木板组成地板,再加上一些锌片作为房顶,这是阿薇老家那里很普遍的海边酒楼。

          那天晚上酒席散得特别晚,阿添的哥儿们吃得很high,大伙儿拿着酒直往阿添嘴里灌,还说如果他不从的话就把新娘扔到海里喂鲨鱼,说着还真联手把阿薇抱起来,作势就要往水里投!阿添不忍心看阿薇被欺负,也就笑着把酒都咽下去,一下子灌急了,还吐了些在地上。那帮兄弟灌了新郎还想灌新娘子,搞得全场男人都跟着起哄,最后还是因为阿嬷劝说当心喝坏肚子里的孩子才肯罢手。

          结婚以后,阿薇正式住进了阿添的家,她父母还算是疼她的,给她添置了不少嫁妆,把阿添那原来就不大的卧室堆得满满的,只空出一条道让人通行。阿薇还把家里的钢琴搬过来,她说反正放家里也不会有人弹,倒不如带过来陪自己,没事弹给孩子听也好。就这样,钢琴放客厅,电扇、熨斗、衣柜、梳妆台、吹风筒等放在房里,阿薇期待已久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怀孩子了,学校自然也没法去了,阿薇倒也安下心来做家庭主妇,反正她老早就不爱上学,总三天捕鱼,两天晒网,逃课时就泡在阿添家或他的水果摊里,学阿添和他朋友说话、抽烟的样子。说白了,结婚倒是为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当下相夫教子最要紧,别的都可以不管。阿薇母亲管不了她,她和阿薇的继父成天忙着开海鲜馆的事,她说女儿要嫁就嫁,孩子她爸管不了,她更没法管,孩子亲她还不如亲她爸。

          阿薇16岁结婚在村里算是有点早。不过她的那些女同学当中也有结婚了的,也是和她一样,先上车后补的票,出事了男的自然该承担。阿添早就不上学了,最早跟着他父亲去杀牛,每天大清早就得起床,打着呵欠到牛市去,把肥硕的公牛惊醒,牵到空地上宰。“先甭宰死那样多查某牛,要用来挤奶和生牛崽。”阿添的父亲是一个沉默的男人,但一张口说话便扯着高嗓门,好像在发脾气似的,连阿薇都有点怕他。这么多年了,阿添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的父亲,父亲究竟长什么样,他自己有时候都想不起来。

          宰牛挣不了几个钱,阿添他母亲也出来帮补家用,到附近的工厂当女工。阿益嫂长得很胖,短短的头发有点卷,像是很久以前烫过似的,但其实是自然卷,印度女人很多都这样。

          阿益嫂最常对阿添说的一句话似乎就是“你回来吃饭不?”她闽南话说得还算标准,说话时习惯偶尔掺杂点马来语,也是喜欢扯着嗓门说话,声音总是沙哑,嗓子常年不怎么好。一天到晚说个没完嗓子自然好不了。阿添和阿益嫂话说得较多,也多亏那女人天生爱唠叨的性格,如果像阿益叔那样成天闷声闷气,儿子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她都没法知道。

          这是一个没有四季的国度。一年到头的热天,把人的魂灵都给热得躁动起来。阿薇最喜欢和阿添还有他的那些朋友骑摩托车在大街上窜。几辆摩托车一齐往前冲,改装后的喷气筒轰轰轰轰向着天空喷吐灰黑色的浓烟,以不要命的时速一冲到底,阿薇在后头紧紧搂着阿添,任头发张扬地随风飘飞,一伙人瞬间便消失在黑夜里。

          城里永远有玩不尽的新鲜事。夜游神齐齐出动,霓虹灯下晃动的身体一具具像人鱼,拖着老长的尾巴在无底深海中遨游。Q Bar是他们常光顾的迪斯科舞厅,那里的音响劲爆得让人摇摇欲坠,DJ阿鬼耷拉着一头银蓝色的长发,辉仔说那像是往脑袋上泼了一头快熟面。还得是美极牌的,有嚼劲,快熟面还是炸了的好吃。阿薇从来什么都不管,什么好吃吃什么。

          舞跳多了也烦,Q Bar管场的偶尔也会走斯文路线,办起KTV,让大伙唱个烂醉。他们都喜欢唱,是可以一夜唱通宵的那种人,俩人站在麦克风前又是晃,又是跳。闽南歌最是在行,你一句我一句全场就他俩最陶醉其中了。“别人的生命是框金又包银,阮的生命不值钱。别人若开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多说话,马上就出事情……过去的往事不敢提,想要越头行,怎样会无勇气”……这是阿添最早教会阿薇的一首歌,阿薇很喜欢,可是不知怎的总是唱着唱着就会想起阿添房里的那张床。

          他们的第一次是在车里,差点弄脏了车椅套,阿添说朋友车不可毁,弄脏了是要倒霉的。他们那伙人相信鬼神,从来不敢惹脏东西。曾经阿发就和小玲在车里搞,后来那辆车就连着抛锚四次,还差点出车祸。“很吓人!不轮到你不信!”后来,阿薇也学会像阿添那样,瞪大了双眼跟琪琪说这些事。

          婚后也不是没有吵架,有时阿添还出手打阿薇。为了什么事争吵都有,有时是柴米油盐,更多时候是因为阿添在外面鬼混。

          “干你娘,我喜欢几点回来就几点,轮不到你管!”

          “就你会干,我也会,我也会出去和人家干!”

          “查某人讲这种话不会见羞,呸!”

          “你才不会见羞,儿子都有了还要出去外面晾鸟!”

          结果总是以阿益嫂出来劝架或儿子阿胜吓得哭了起来,阿薇赶紧走去哄他而告终。阿添把门一关,骑上摩托车便风驰电掣地向城里驶进,远远地抛下了阿薇和儿子。

          阿薇如果气消了,半夜里就会给阿添打电话,问看他还回不回来睡。碰到阿添气还没消,手机另一头便会永远嘟嘟响个没完。仿佛永远没有人会接电话。男人懒得跟女人吵,阿薇知道阿添嫌自己好烦人,毫无自知之明,无聊。

          整个村子都知道阿薇和阿添是先有孩子才结的婚。当然有不少说三道四的,流言径自在街头巷尾流传开来,间或也有一两道轻蔑的目光朝她射过来,而且永远也只是朝着她,不会是阿添。阿薇知道,她是外面来的女人,是嫁到这个村子的女人,原本就不属于这里。有时候,她会想起自己原来的家,也就是父母还没离异,一家三口住在一起的那个家,也会感慨那个家的不复存在。偶尔会想找出那个家消失的缘由,但却总是想不出个所以然。很多事情好像很难说清楚,好似冥冥之间就早已注定,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想家么?不。阿薇一直都不喜欢那个家,那里太吵。她早就跟自己说好有一天一定要离开那个家的。以前觉得不恋家才是帅,潇洒,现在也还是这么想。阿薇不情愿一辈子这样拖泥带水,厌倦了打打骂骂又和好如初的那种烂生活。所以,当阿添最初柔情密语地对她承诺说要给她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时,她感动不已,心甘情愿把自己献给了他。

          两具久未经阳光触摸的身躯紧紧地贴在一起,阿添的指尖不断来回游走于阿薇的皮肤之上,像一条孤独无语的鱼,沉默而有力。阿薇怕疼,一直叫阿添轻点,轻点,再轻点。阿添仿佛失魂了似的,以同样不要命的时速向前冲。抽搐,喘息,抽搐,喘息,没有更多的了。

          后来阿薇去阿添家就去得更勤了。阿添和她一样,住的是新村,几百间大小不一、风格不同的房子紧靠在一起,有的房子有前院后院,装修好些的还会有坚固的篱笆。偶尔会看见门前有一棵果树,还有几株不知名的花。新村大抵都这个样,从装修可以看出一户人家有多富,或多寒碜。阿添家装修得不咋样,密密麻麻的马赛克齐齐整整地铺排开来,配上蓝色和奶黄色的墙,门口放着土地公的神龛,大门上挂着湿婆的肖像,一看就知道里头住的有华人,也有印度人了。

          龌蹉,永远是龌龊不堪、凌乱的生活。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让人无时无刻不感到窘迫。阿添家的生活如此,阿薇和阿添自己的生活也一样,宿命般地无可逃离,只能往下沉,往下沉。

     

    2.

          自从阿薇和阿添的儿子阿胜出生以后,阿益嫂就更忙了。阿胜像一块很大的廉价巧克力,不是躺在阿益嫂硕大的乳房上,便是依偎在阿薇的怀里。他母亲好像是因为身子不好,虚胖,没有奶水可喂他。这孩子长得像爸爸,黑黑的,还有双大眼睛,机灵得很。阿薇喜欢捏着阿胜的双颊,笑着叫儿子千万别像他爸那样贪玩,要快点长大,长大了要报答妈妈,不用管爸爸,因为“你老爸没有用啦,都没有给你奶,也没有给你钱买奶粉”。

          阿薇坐月子期间,街坊们都过来帮忙。像李明嫂、发嫂那样比较闲、有经验的,几乎每天都往阿添家跑。李明嫂有四个孩子,都是女孩,老大十二岁,一双凤眼直长到太阳穴上,老幺四岁,额前的刘海永远齐整的挂在脸上,乌亮乌亮的。李明嫂皮肤很白皙,村里间或也会有男人笑眯眯地叫她“白kuih”。发嫂应该是一个很老的女人了,从脸上猜不出来她究竟有多大,只是感觉她应该很老,因为她好像什么都经历过,说起日本人打马来亚的历史时脸上那份激动,就像是亲身经历的一样。她也好像曾经给英国人家里当过帮佣,洗衣服、照看那些金发碧眼的小孩,从换洗尿布到准备英式下午茶,谈论起来跟谈论怎么炒米粉一样头头是道。

          “那些玻璃碟一定要擦到亮亮唷,这样才会看清楚上面装的kuihKuih也是分很多种的,人家先吃咸的,最后才吃甜的。一定要放美美的,不可以放错,人家都是有law的。”

          当所有女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发嫂的声音永远最响、最亮。村里哪里有需要人的地方,也就是男人女人聚集、热闹的地方。阿发伯死的时候,家门口除了他这个不会开口说话的死人以外,其他的就是一直说个没完的活人了。

          烧给死者在地狱花的冥纸一袋又一袋,所有空闲的人都帮着叠,火盆里永远是烧不完的火,烧不尽的纸钱。过去烧纸钱时人们总是不大说话,一脸静默,如今倒不那么讲究了,话还是可以说几句的。像阿添他的丧礼,就还挺闹热的。这里烧纸钱,那里打麻将、打牌,临时搭起的戏台上站着落寞的一或两个戏子,婀娜多姿地缓缓踱步,深黑色的影子落在打麻将的男人身上,像火盆里被燃烧的纸钱一样,悄无声息。

          一个月以后,阿益嫂和阿薇她母亲出钱给阿胜办满月酒席。发嫂她们也过来了,几个女的张罗着饭桌上的事,唰唰唰一下子做出了七、八道菜。门前马路摆了几张圆桌和两张方桌,街坊们吃的吃,打牌的打牌。阿薇和阿胜坐在床上,阿益嫂时而领人进来,时而又到厨房里帮忙。

          “来,来,吃一支。”阿添放下手中的扑克牌,给来的街坊发香烟。

          “阿添,你好命啊。这么少年就做老爸,bagus啊。”

          “你爱你也来啊。”阿添嗓门和阿益嫂的一样大。

          “阿添啊,还不快来帮手拿酒!”阿益嫂在厨房里冲着大门喊道。

          当阿添走到厨房时还听见他母亲口里一直念叨,他习惯性地哼哼几声,拿了杯子和啤酒就往外走。

          阿薇累了,把阿胜放到床上,拿了条毛巾轻轻盖在他身上。好不容易熬了一个月,今天终于能洗头了,阿薇现在觉得很干净,很舒服。坐在床上的时间久了,阿薇觉得自己的屁股整个的松塌了。生孩子真的很痛,但好像生完孩子更痛,伴随着自己十个月的这个块状物“哇”一声就从自己的身上掉下来,阿薇觉得体内突然少了块东西,一时之间倒不习惯起来。外头打牌、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阿薇听见阿添的声音,那好像是她第一次从那么远的距离听见自己男人的声音,虽然知道是他,听着听着却很陌生。

          突然有人把汽车里的收音机打开,音响嘭嘭嘭地放送着流行歌曲。歌手粗野、不羁的嗓音一度让阿薇和她的那帮姐妹着迷不已,那个男人无论是在台上或台下,永远是一条破旧的牛仔裤和黑色夹克,电子吉他背在前头,演出时像是磕了药般,迷蒙着双眼,望向那无名遥遥之乡。阿薇看了看在身旁的儿子,阿胜像是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胸脯一起一伏,但一只眼睛还是半张着,嘴巴也微微张开。这孩子真的是像他老爸,阿薇自言自语道。此时已听不见外头阿添和其他人的声音了,外面的世界一下子离自己很远,阿薇猛地打了个寒战,赶紧用毛巾把儿子盖好。

          阿胜的满月酒给阿薇和阿添挣了一笔不多也不少的钱,阿薇从阿添那里争取到了五百块,用来买阿胜的奶粉和过日子。剩下的钱很快就被阿添花光了,像沉入海底的石块般闷闷地便不见踪影。阿薇身边的人都看不过去,就连平时不大做声的阿益叔也要干预儿子儿媳的事了。大年三十晚上,阿添因为和阿薇吵架而再次惊动了阿益叔,阿益叔冲到厨房,出来时手上举着他那把亮锃锃的牛刀。

          “干你娘!”阿益叔厉声骂了一句。

          “老的,你甭这样子!”阿益嫂也冲过来了。

          阿添没有和父亲再吵下去,悻悻然的走出家门,连头盔也不带就骑着摩托车飞奔而去。

          人一走,看闹热的邻居也陆续离去,留下一直碎碎念的阿益嫂,还有阿薇和阿胜,三人坐在客厅里默默地看电视。阿益叔的气久久未消,也骑了摩托朝大街上奔。那一晚,阿添没有回家,阿薇和阿益嫂相伴守岁,午夜十二点,整个村子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烟花一朵朵腾空而飞,就连不过年的马来小孩和印度小孩也来凑热闹,手里拿着一大把夜旅行,一点火,一根根夜旅行就唰一声像火箭般冲到天上,微小的火光只短暂地闪现在布满星星的夜空中,稍纵即逝,被吞没到那黝黑至极、深不见底的黑洞之中。

          阿益嫂把门口摆放着的祭拜天公的水果、香炉收到屋里,香炉里的香已然烧尽,水果也失去了早先的香气。阿益嫂把茶几上的那堆如山的瓜子壳拾掇了一下,再把果盘放到茶几上。

          大年初一下午,天很热,阿添带了几个朋友回来,从冰箱里拿出十来罐啤酒,边喝边打牌。阿薇在客厅里看贺岁片,时不时转头过去看他们玩。看到阿添赢钱,她也很得意。晚上,朋友都走光了,阿益叔也回来了。阿添和阿薇在房里,把空调开得大大的,俩人光着身子躲在被窝里。那一夜,所有人的心情好像都一下子好了起来,阿薇心里很踏实,因为阿添回来了,还和她睡。他们一直不用套,阿添嫌不痛快,阿薇则几乎凡事都依他。二十四岁的小伙子很来劲,可以一整晚轰到底,他们跳舞、飙车也这样,无所谓。

          一直睡,阿薇和阿添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醒来时阿薇觉得有点精神恍惚,璀璨的阳光隐约穿过窗帘照射在地板上,可以感觉外面很热。又是晴天。阿薇觉着冷,起身把空调给关了。她看了一眼身边熟睡的阿添,又倒头昏睡了过去。

     

    3.

          阿胜满周岁后不久,他的舅舅阿泰也哇哇从他母亲的肚子里出来了。阿薇央求阿添带她和阿胜去看望母亲,阿添找阿发借车,仨人第一次一齐开车走了二十公里的路。那几天阿薇很开心,觉得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很好。阿添不骂人时还是有点小幽默的,很会开玩笑,逗得阿薇笑得差点流出眼泪。

          自从阿薇她母亲生下阿泰后,日子就更忙了。阿泰还小,坐在一张带轮的婴儿椅上,餐馆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可以从这一头滑到另一头,人多的时候就找条绳子把婴儿椅和桌子绑在一起。阿薇有时候会在周末到店里帮忙,把阿胜也带去,让他和阿泰一起玩。

          没有去水果摊的日子,阿添偶尔也会带阿薇去海鲜馆,让她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自己跑到阿发家玩牌。一玩就是一整天,没日没夜地玩,以前阿薇也会陪着阿添玩,坐在他身边翻杂志、玩手机,现在倒是阿添不大爱带她了。阿薇也不怎么想去了,那帮人爱说黄色笑话,没意思。

          迪斯科也是,婚后阿薇去得就更少了,就只有阿添还继续去,也是没日没夜地玩,摩托车一骑,再见到他时就已是次日早晨,一张脸灰扑扑地瘫在火烈的太阳底下,眼睛布满血丝,有时连阿胜看了都有点害怕。但阿添就是喜欢这样吓阿胜,总喜欢一把抱起阿胜,“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一句句地喊。这时阿薇会半嗔怪半笑地一把将阿胜抱过来,催促阿添去冲凉、睡觉。

          常往海鲜馆跑也有好处,手头紧时可以跟母亲借钱。阿添原本就赚不多,花钱又花得狠,如今多了个阿胜,生活越发拮据了。阿薇她母亲也不是每次都会给她钱,他们海鲜馆的生意刚起步,手头也不总是宽裕的。要不到钱留下来吃饭也行,能省则省,这是阿薇的一贯作风,反正回到家还是可以跟阿添他母亲要的。

          那一年年底印度洋发生地震,三十米的海啸从苏门答腊直冲到槟岛,阿薇一边喂阿胜吃饭,一边看电视新闻里那些漂浮在浊黄水面的牲畜尸体。一头干瘦的黄牛紧闭双眼,顺着水流流向远处,阿胜指着电视喊:“牛!牛!爸爸!”阿益嫂笑着说:“阿胜真pandai,还记得他阿公和阿爸宰牛。”

          海啸过后的那个春节,天气异常的湿热。大年初一,阿薇没有出门,和阿胜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阿益嫂忙着清扫昨天夜里的鞭炮屑,夜里鞭炮声彻夜地响,吵得阿益嫂一夜没怎么睡好。年纪大了,熬夜也够难受的。阿添还没回来,昨天晚上跟辉仔他们出去了,说是去打牌。电视上正演贺岁片,几乎每一年都演这个武打演员的片子,但大家总也看不厌。

          阿添和辉仔一伙人睡眼惺忪地从Havana Club出来,飘飘欲仙,小玲搂着阿发,刚要上车,却又蹲在路旁吐起来,胃里的酸水直冒到喉头,恶心。

          “走啦。”阿添跨上他的摩托车,向回家的路奔去。

          那一天,天几近透明地发蓝,高高地罩在人们的头上,热风呼呼呼一路吹着,越是吹,阿添车开得越是飞快。昨天夜里他是喝多了,一直想吐,但没能吐出来。满脑子里尽是club里放的重金属音乐,砰砰砰,和着周围那团团来了又去的乱风,阿添的脑袋一路被轰炸着。

          砰砰,砰砰呼砰,呼嗡呼嗡……

          阿薇看到黑色塑料袋里的阿添下颌骨不规整地歪向了另一边,黑红的嘴唇上张扬地躺着一大块血块,血块上仍然有未干的血水苟延残喘地流淌着。仿佛想不起阿添原来的样子了,阿薇后来能记得的只是这张同样是黑红黑红,被炸开了的脸。

          阿添人没了,阿薇除了靠母亲和阿益叔、阿益嫂,也开始在家里卖点小东西。这也是小玲她们出的主意,那年头村里的女人们倒是流行做小买卖,给自己攒点私房钱。再过两年阿胜也该上幼儿园了,阿薇想做点事也好,总不能一直靠家里人。她母亲看她命苦,也不忍心,时不时给她塞点钱。阿薇最早卖的是安利产品,像洗洁精、洗衣粉、保健品、饼干、内衣裤什么的,一本厚厚的彩色商品目录经常被阿胜放在地上玩,翻了又翻。

          小买卖总做不长久,倒了又来,来了又倒,倒是春节时卖烟花、鞭炮的生意要好些,村里玩这个的人多。那时候政府还没全面禁止燃放炮竹,很多新村还是放,哪个大声来哪个。阿薇卖烟花,也卖夜旅行、通天炮、红鞭炮,还有大大小小不知名的玩意儿。这样做买卖也省事,不需要店面,不需要租金,还可以在家带孩子。有时候货囤积得多了,阿薇也会拿些给她母亲,让她帮着推销,再不就是干脆送给小玲她们,也当作是宣传吧。

          后来,阿胜上幼儿园了,小家伙还挺有实干精神,也帮着母亲推销烟花。一开始阿薇让阿胜带点廉价、不那么危险的烟花到学校送同学,后来几个男同学干脆上他们家来买,也有好些马来校的中学生过来,这样一个春节下来,省吃俭用,阿薇还是可以攒到一点钱的。

          阿益嫂退休那年,政府开始认真严禁燃放烟花、鞭炮,可天高皇帝远,阿薇和阿发他们还是照旧卖。阿益嫂也帮着卖,同时还托厂里的朋友从中国批发衣服来卖。春节前,阿薇的房间堆满了衣服和烟花,她穿梭于房间和客厅之间,电视就这样一直开着,让阿胜一边看,一边玩,省得吵她。

          大年三十晚上,阿薇把睡倒在沙发上的阿胜抱到房里,阿益嫂和阿益叔到屋外拜天公,阿薇独自坐在床上数钱。也多亏有阿益嫂帮忙,那一年赚得比往常多一点点。阿薇把钱放到衣橱里,随手拿了把烟花出门。夜深了,整座村子通亮通亮的,关灯的人家少,大家都守岁,守岁好啊,保平安。还得接财神,等财神吃完才能睡。鞭炮声此起彼伏,路中央蹲着几个小孩在放“母鸡生蛋”,橙黄色的母鸡火烧屁股,“咯咯咯”四处乱窜,顷刻之间就下了一颗银白色的蛋,走近一看,却什么都没有。阿薇点燃了手中的烟花,在空中胡乱挥舞着。远处村子的另一头也在放烟花,放的是那种炫彩缤纷的大烟火,一朵朵火花在漆黑的夜空中纷纷炸开,一圈接一圈,最终像陨星坠落般沉入黑暗之中。阿薇抬头看了看,突然觉得那一簇簇散开的烟花,就像当年她和阿添在车里做爱时,身子底下白纸巾上那滩湮开的血。

  •        北京的紅廟西裡有一家蛋糕坊,老闆是個台灣男人,娶了個北京女人,10年前遷到北京生活。最早他不是賣蛋糕的,不過倒是一直很喜歡做蛋糕,所以最終決定開一家自己的蛋糕坊。他們家的蛋糕很好吃,坊主只做海綿蛋糕,純手工製作,用的都是最簡單的原料,所以也自稱做的是古早味手工蛋糕。說起“古早味”這個詞,很自然地就使我想到台灣。幾年前參觀台北一家古早味博物館,走在燈光幽暗的博物館裡,看到小店裡很多或熟悉或似曾相識的玩具、擺設、零食及冰品,心裡著實感動、驚喜。那時候不知道甚麼叫古早味,只懵然知道那大概指的是從前,直到遇見在博物館裡值班的志願者小姐,小姐笑容可掬地用閩南語給我念了一遍“古早味”這個詞,並解釋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裡的“古早”便是以前經常聽到老人家說的“古早”。

           從前工業革命時,人們會對著一台台機器目瞪口呆,詫異那些龐然大物竟也能和自己一樣,創造出許多東西來。多少年过去了,革命成功了,我们享受着食品工业带给人类的便利,却也目睹人类在食品业里的自相残害,于是开始对那最纯粹的食物有了深切、感慨的念想。

           這樣的念想是伴隨著對純真年代的回望和追憶而來的,我們希望從食物中品味到的不僅是美味,同時還希冀嘗出一點起初的真誠與信念。如果足夠幸運,這份真誠、信念還可能和過去某些美好,卻經常容易被人遺忘的生活片段相繫在一起,就像發生在《追憶似水年華》裡的馬塞爾身上那樣。

           一勺帶有瑪德蓮蛋糕渣的茶讓馬塞爾想起了他在貢佈雷的童年,泡過茶的瑪德蓮蛋糕(帶有瑪德蓮蛋糕渣的茶)的滋味和多年前他在萊奧妮姨媽房裡品嚐的瑪德蓮蛋糕的味道一樣,剎那間,馬塞爾眼前浮現出貢佈雷的街巷、花園、房子、村民、河塘、教堂……同樣的氣味和滋味,在不同的時空裡出現,成了兩個,甚至幾個不同時空的生活片段的紐帶,使事物相互交織、纏繞在一起。

           這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機遇。在咬下第一口我們的“瑪德蓮蛋糕”時,我們或許也跟馬塞爾一樣,瞬間便有了心醉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必然與我們的生命體驗息息相關,只是她已塵封許久,若沒有摩涅莫辛涅的頷首一笑,任誰也無法將那個記憶的箱子打開。

     

     

    刊于2014年11月25日《星洲日报》。

  • 去年夏天某一天,我先生跟我说他要去拜见一位翻译家,那人很老很老了,是民国时出生的,还翻译了我们喜欢的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第二天,在从老先生家回来的路上,他给我打电话,说下回要带着我一起去,还说老先生人挺好的,我哪怕是去看人家怎么能活到这么老也好。

    无风的午后,我们手拉着手,穿行在北京的胡同里。那是一个燠热的夏日,我们仿若行走在荒漠上的旅人,寻找着传说中那满墙的爬山虎。那是我先生脑海里的记忆碎片,却也成了我们的指向标。我看见小院的门框上有一个小小的门铃,门铃旁写着“请按门铃”四个字,当时便兴奋地说:“人家说‘请按门铃’啦!”。

    我统共只见了傅先生三次面,可见面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我们的话也越来越多。我比较认生,第一次见面时,我的话不多,就在一旁静静地听我先生和傅先生说话,顺便偷偷地观察傅先生。我看见他凌乱的眉毛飞翘着,眉宇间透露出一股读书人的风骨之气,语调总是那么豁达、清朗,甚至让人觉得那样的声音不是出自一个 九十岁的老人,而应该出自一个更年轻的人才对。傅先生很喜欢说话,每一次去都要跟我们谈文学,谈他翻译的书、写的文章,谈他旅行时到过的地方,间或也要我讲讲我故乡的人和事。多年以前,他到印度旅行,结识了一位马来西亚女士,女士跟他聊起自己那不懂中文的女儿,并希望傅先生能够给她的女儿写信,鼓励她学中文。回到中国后,傅先生和那位女士曾有书信往来,可后来却失去了联系。圣诞节前,知道我和先生要回国,他便托我们去女士的家看看,希望能有她和她女儿的消息。这些年来,傅先生一直没有忘记女士和她的女儿,临走前,我们去看他,他郑重地在一本《月亮与六便士》的空白处写下他家的地址、电话,叮嘱我们把它转交给女士,后来担心打座机找不到他,便又写下了他女儿的电话号。

    傅先生对马来西亚移民后代的生活很感兴趣。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如果能早几年认识我们就好,他想跟我们去马来西亚,去看看我的家,还有那里人们的生活。他在很多年前去过马来西亚,可是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了。那一天,我给他讲我家乡的故事,描述了当年毛姆曾经下榻的东方大酒店,他微笑地听着,一直没有说话。

    每一次去傅先生家做客都能带给我不同的感受,有时是惊喜,有时则是莫名的忧伤。第一次去他家是在夏天,他招待我们喝北冰洋汽水,那是我第一次喝这种汽水, 我先生在一旁高兴地说那是北京人小时候喝的汽水,他们天津人喝的是山海关牌的。招待我们吃甜食时,傅先生总会说:“给我也来一点。”,我们听了都会很高兴,感觉那像是三个小朋友在一起分享好吃的。后来两次拜访他,他都留我们吃晚饭,第一次是很奇怪的搭配,披萨饼和小米粥,还有几道中式炒菜;第二次是白米饭配炒菜,他们家阿姨做得一手好菜。冬天,我饿得快,食欲很好,舀了很多米饭,他笑着说:“饭量还可以啊,能吃得完就好,我现在不行了,吃不了那么多。”,我才意识到自己忘了要矜持,吃得比他们俩都要多。

    秋天,再去拜访傅先生时,我们迷路了。选错了地铁口,我们找不到第一次走的那条小路了。一路上,我先生在努力地辨认方向、问路,而我则在找那些爬墙虎。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傅先生的家,却惊诧那满墙的爬山虎消失了。刹那间我们才意识到已是深秋,爬山虎早已枯萎凋零了。

    最后一次见傅先生是在今年的元月。他又送了我们一本《月亮和六便士》,签名时还附了句“时年91岁”,告诉我们他刚过91岁。我问他是否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他说自己这辈子算是没有什么遗憾了,翻译了一些书,去了很多地方,儿女都过得还不错,算是很完满的一段人生了。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对先生说,我们也要和傅先生一样,要活得很长很久,一起做好多事。

    这两个月我在读傅先生送的《月亮和六便士》,原想着读完后给他写封信,最好是在四月,因为可以学他那样,附上一句“时年32岁”。我们一直不太敢给他打电话,他真的很老了,总觉得他每通一次电话、会一次客都要耗损很多精神。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在一旁凝视傅先生的脸庞,想把他的样子记下来,因为再不记下,以后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天,我和先生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失去一位朋友的悲伤。回到家里,我把傅先生的自传找出来,翻看里头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头发花白,他双手叉腰站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上,我看着看着,竟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后记:一直到傅先生辞世,我们都从来不曾拍摄过他的照片。傅先生离去后,我反复在他的回忆录里翻看他过去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网络,傅先生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嘴角微微上扬,神态和往常一样,如是笃定。

    刊于2014年08月17日《星洲日报》。

  • 2014年07月27日

    旁观中国:康康转学记

    我认识康康的母亲已有五、六年了,她和我一样,也嫁了中国人,在中国定居。夫妇两人算是老来得子,而且只有康康一个孩子,所以对他非常疼爱。

    印象中的康康还算听话,对周围事物充满好奇,比较多话、好动。他从小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父母忙于工作,没有那么多精力,只好把爷爷奶奶接到北京来住。两老对孙子关怀备至,从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接送到督促、辅导他写作业,几乎都是由两个老人来负责。

    由于接触最多的还是中国人,所以康康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生活习惯也和有些我所知道的中国家庭一样。春末、夏初之际,即使天已经有点闷热了,可他们家里还是不开窗,人人都穿着长袖、长裤,走到哪儿也穿着拖鞋。这样的装束会一直保持到一伏前后,小孩即使觉得热,也坚决不让开空调。

    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朋友把康康送到了一家国际学校。康康持的是外国护照,英语交流又没问题,作为一个外国孩子,父母自然把他送到无论教学质量或硬件设施都比中国学校要好许多的国际学校。

    在学校待了一个学期,临近放暑假时,朋友突然接到学校开家长会的通知,到了学校才被告知学校怀疑孩子患有多动症,需要到北京某家机构接受诊断和辅导,如果家长拒绝与校方配合,校方便会让孩子复读一年级。

    这个犹如晴天霹雳的坏消息在朋友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他们从来没有听到班主任给出任何负面的反馈,一直还以为康康在学校没遇到什么问题。当然,康康比较多话、好动,这他们是知道的,可他们却没能被学校给出的种种理由说服,所以坚决不咨询医生。

    家长会以后,朋友开始留意康康的朋友和邻居家的同龄小孩,发现很多中国小孩和康康都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最明显的便是不爱答应长辈的叫唤,常常自个儿低头玩玩具,家长叫他们吃饭、喝水,他们都不会马上答应,有的甚至得让爷爷或奶奶捧着个饭碗或水杯到跟前,才能好好吃饭、喝水。朋友说那是因为孩子 过于专注,再加上男孩比较调皮、独生孩子比较自我,所以才会有这些举止。

    过了一段日子,朋友结合自己的观察结果和经验,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孩子是健康的。他很聪明,且好奇心重,爱发问、爱表现是自然的,学校老师显然不懂得如何应对这样的孩子。

    其二,国际学校的教学环境过于宽松,那些外国孩子太散漫,这样的环境没法培养出自律的孩子。

    其三,校方可能和那家机构有不透明的关系,所以才会坚决要家长去那里咨询。

    其四,这家国际学校不想录取太多的华裔学生,因而开始想出各种理由来劝退那些比较棘手的华裔学生,尤其是有中国背景的孩子。

    基于以上种种观点和顾虑,朋友决定让康康转学,不过这回他们再也不考虑国际学校,而是决定让康康上中国学校。

    这对康康来说无疑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他不得不作别学校的朋友、好玩的游乐场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去一所在他看来是如此沉闷、单调的学校。可是妈妈一直对他说,新学校很好,很适合他,很快他就会喜欢上新学校。

    考虑到康康年纪还小,朋友最终还是让他在那所中国学校复读一年级,毕竟孩子需要适应的地方有很多,中国学校的语文和数学又比国际学校深奥许多,让孩子复读也是件好事,最起码孩子不会在开学初就面临太大的学习压力。

    我虽没上过中国的中小学,但经常能从先生和朋友那里了解到中国学校的一些情况。和康康认识这么久了,再加上经常给他上课,这回我总算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中国小学的教育方式。

    都说童言无忌,孩子天真烂漫,康康也是这么个孩子。刚上中国学校那会儿,他老是抱怨作业太多,当我问起他学校老师好不好时,他的回答总是“很 凶”、“要求很严格”。他们的班主任很严厉,数学和语文都抓得很紧,孩子们经常都要预习一篇课文五遍,并要求家长在课文结尾处签字。写生字的时候,康康经 常是写了又擦,擦了写完又觉得不好,于是再擦掉重写,如此反复好几次。我有时鼓励他,说那已经很好了,他却回答:“这个在我们班还是不合格的呢。”

    最明显的不同之处还是在听课的时候。给学生讲故事时,中国孩子的坐姿永远是最端正的,他们在学校被训练必须要双手相叠,平放在桌上,回答问题时还要做出奥特曼的经典手势,一板一眼的,丝毫不马虎。

    打康康上中国学校以来,他在我的课堂便经常是以这样的姿势听讲。他阅读课文时必须把课本稍微举起来,然后模仿电视上的那些中国小孩,字正腔圆,声音洪亮。有时候我看不清他的课文,让他把课本放在桌上,他马上会说:“我们老师让我们这样。”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一次的谈话。那天,我们又聊到校园生活的种种经历。和往常一样,康康唠家常似的和我聊了许多。康康提到了班里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如何被老师处罚,还说那些同学都“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我听了大吃一惊,怕自己听错,便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呢?”

    康康答道:“不能不听老师的话,要不然老师会骂“你是老几”的,那天我们班主任就对王某某同学说了句‘你以为你老几’了!”

    我笑着问道:“那么班里谁是老大呢?”

    康康一脸正经地说:“当然是老师啦。老师是老大,我们都是小弟!”

    老大哥无处不在。看来康康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孩子”了。这么一个大染缸,想不变色,确实很难。

     

     

    发表于财新网的《旁观中国》。记于此。

  • 2014年07月09日

    北国之春:疯魔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星期一晚上,我们家的电视只播放《天下足球》。电视机前,我时而看着眼前绿油油的草坪上,有男人在奔跑、愤怒、哀恸或欣喜万分,时而也转脸望着身边的男人,瞄一眼他那双好看的腿。夏木喜欢曼联,即便很多时候他们踢得并不怎么样。记忆无比微妙,有时候一个场面、片段,甚至是一句话、几句歌词,就能够将我们和我们的过去迅速相连起来。《天下足球》最让人痛快淋漓的地方还是那些扑救和进球的镜头集锦。一百个镜头,足以教人真真明白什么叫做不疯魔不成活。

    总是有那么几个镜头,让男人想起了那些年的那些个令人或痛或笑、迷醉的夜晚。我们曾是那么年轻,不知洪水将至,可以为了一场或许注定是要以失败告终的球赛而逃课、熬夜。还记得么,那一年的南非世界杯,我们在超市里看见印有世界杯标志的哈尔滨啤酒?夜里,你的哥们儿给你来电,电话另一端的他也同样泪流满面,为着世界遥遥另一头的胜利而发誓要永远支持红魔到底。

    都是些孩子。那是我只有在球场上才能看见的男人的另一面。你会为了红魔而在深夜里爬起来,调低电视音量,一个人握着遥控器,坐在沙发上,就连呐喊、欢呼也是那么小声。我在房里,迷迷糊糊之间看见你在一片黄光之中,我会叫你一声,知道彼此都还安好,便又沉沉睡去。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弗格森的离去。那一天,像是坐了趟时光机,我们看见了弗格森的过去。他也曾经是个孩子,只是恐怕走得比谁都远,这么大的人了,还面红耳赤,又蹦又跳。看着他绕着球场走,边走还边向场边的人挥手、鞠躬,我们又一次相拥而哭。

    还是那句话,“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没有哪个男人能像香克利那般一语道出那些年足球场上那些疯魔的故事。

     

     

     

    刊于2014年07月04日《星洲日报》。

  • 2014年07月08日

    北国之春

    拾陆。

    我迷恋在城市里生活,难以抑制对城市生活的眷恋和信仰。陌生人、霓虹灯、商场的橱窗、街道、城市的声音、路边的长椅、林荫道上的树木、卖艺人、咖啡的香气、流浪的猫,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安全和自由。

    这些年,我认识了一些和我同样也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有着和这座城市同样悲情的故事。米亚在城市里如鱼得水,她每天晚上流连于酒吧和咖啡馆之间,和不同的男人女人周旋,她是夜游神,吸食着城市的空气和声光。薇薇安在这座城市谈了几场恋爱,每一场都以失败告终,她最终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和男人谈恋爱。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南锣鼓巷,她和她的新情人在一家小店里闲逛,她们不时地交头接耳,薇薇安的情人轻轻咬了她的耳垂一下。

    艾伦生活的纽约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讲述纽约的故事,他痛恨那些装模作样、自恋而嚣张的中产阶级,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离不开那些可恶的人。还是川端先生幸运,他由始至终深深爱着他的城市,他的京都故事总是那么隽永、唯美、细致,充满雅趣。

    伊斯坦布尔之于帕慕克,是一座呼愁的城市。从前,他坐在窗前,画博斯普鲁斯海峡流动的水、在海面上飞行的海鸥群、轮船的烟囱、在海边捡拾贝壳的人。后来,他把这一切都写进他的小说里,任由自己的命运与悲喜依附于这座城市。偶尔,他也会外出旅行,去另一座城市,可那些都不过是短暂的行旅,他总归会回到伊斯坦布尔。

    这辈子能在巴黎生活的人是幸运的,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你永远不会对她产生厌倦,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如果能在巴黎做一个闲逛者,成天流连忘返 于巴黎的街道和左岸的书店,那会是一种纯粹的幸福。你看看桑贝画笔下的巴黎就知道这座城市无可救药的美好了,他这个外省人永远不会羞于坦承自己对巴黎城的热衷和痴迷。

    自从小郑和他的情人从台北回来以后,他们便一直在微博上扬言他们要移民,成为真正的台北人。霎时间,北京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一堆狗屎,毫无意义和价值。他们急切想逃离这座乌烟瘴气的城市,惹得朋友圈里怨声载道,大家都嚷嚷着要送小郑和他的情人游泳圈,让他们游去台北。

    昨天夜里,阿浩对我说他觉得自己是个窝囊废。在北京那么久了,始终没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立足之处让他觉得很不安,房价的上涨幅度永远 比工资的上涨幅度高,阿浩说不知道自己究竟每天都在为什么打拼。一日三餐么?听起来好卑微,他不想要,也痛恨这样的生活。老家那里隔三差五的来电话,催他回去相亲、找工作,还说要给他在老家安置一套房,搞得阿浩后来一听到电话响就起鸡皮疙瘩。

    老许在上海出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很满意。他一直自认是个懂生活的上海男人,富有小资情调,不像他的那些朋友,生活总是那么糙,分不清纯棉和半棉的袜子。他从美国回来后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不是嫌工资低就是嫌公司名气不够响,没有发展的平台。这两年我看他一直在花着家里的钱,其实他知道自己这样很窝囊、没底气,可还是老对我说,宁愿做一个猥琐的上海人,也不愿做一个窝在乡下,说话粗声粗气的土豪。

    老杨这辈子没有离开过天津,说什么都是天津好,他安于做一个天津人,在这座城市里过他的小家日子。高中毕业后,身边的朋友有的报了北京、西安、香港的大学,老杨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能在天津上大学就好,何必跑那么远。他后来去了天津一所很没名气的大学,毕业后还换了几份工作。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年后,他终于也和他的那些哥儿们一样,离开了这里,不过走得比谁都远,去了东京。在东京的那些年,他杳无音讯,我们都不知道他过得怎样。直到去年圣诞节,大伙儿聚餐,我们才听说老杨要回来了。那些年他似乎在东京过得并不怎样,打电话给老刘,频频在电话里感慨还是天津好,东京太压抑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懂,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做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人们不会轻易说认命,毕竟那听起来很消极,令人伤感,也容易令人对生活失去信心和憧憬。

    我迷恋在城市里生活,难以抑制对城市生活的眷恋和信仰。陌生人、霓虹灯、商场的橱窗、街道、城市的声音、路边的长椅、林荫道上的树木、卖艺人、咖啡的香气、流浪的猫,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安全和自由。

     

    图解:绘造社在三里屯太古里PAGE ONE书店的一点儿北京展。《一点儿北京》作为一本细致的当代城市绘本,以图画和文字再现了当代北京的建筑和人文景观。图片为三里屯的法式餐馆Crepanini,人们垂眉低目,在城市里气定神闲地活着。
  • 2014年07月07日

    北国之春

    拾伍。

    昨天我们去了小黑说的双城咖啡,有人说那是北京城最接近台湾的一扇窗。我们去,是想看画,最近那里办了个画展,墙上挂了几幅孤独症孩子的作品,大多色彩鲜艳、立体。

    楼上有个不大的阁楼,上楼的人需要脱鞋。那里原本就很安静,许是因为在楼上,和楼下隔开了,便越是让人体味到那里的寂静和安全。

    店里放了很多台版书和杂志,杂志堆上有一本零七年的印刻,封面人物是张国荣,还是那双绝望、迷蒙的眼睛,却也坚定。窗外是方家胡同,路面有些坑洼,人们的房子外停着残破的自行车和古板的三蹦子。隔着玻璃窗,身边是一棵树干粗壮的树,起风的时候,树叶也跟着沙沙舞动起来。时不时有当地的居民和游客路过,有的步行,有的骑车,所有人都慢缓缓的。

    我们还是幸运的,虽然没赶上放电影,却能坐在一起听《天堂电影院》的原声。乐声悠扬,弥漫于整个空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悠悠、静静地坐着。后来,小黑和她的恋人也来了。她们正好在附近,知道我们在这里,便过来打招呼。这样一场没有事先约定的会面,让我很紧张,也莫名地兴奋。小黑好像是换发型了,新发型有点参差不齐,倒也不难看。她说话时偶尔会握着恋人的手,让人有种微妙、暖心的感觉。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新工作,还有彼此换工作的想法。小黑的恋人像一只孤傲的黑猫,桀骜不驯、犀利,大部分时间她是安静的,喜欢自拍,张扬而自恋。

    傍晚,店里人越来越多,说话的声音也稍微大起来。我们离开时,两个店主都还在不停地忙。他们来回穿梭于小小的吧台,连背影都如此默契。

    出了门,夏木问我:“以后还来么?”我说:“来啊,下回要来看电影,还要叫上笛安。”我回头看一眼身后那扇红色的门,看着窗边我们刚才坐的地方,沙发上没有人,杯子也不在了。这样看了片刻,我突然神思恍惚,不能自抑地感到一阵荒凉、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