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05月19日

    噢,马卡龙,马卡龙

    当春天来临,我知道终有一天我将带着所有的书回巴黎,回到那座永远不会使我绝望的城市。我想做的只是不和任何人交谈,甚至是那些表面友善、永远笑容可掬的人,还有坐在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喝上一杯茶。我不想虚度时光,因为春日总是如此短暂

     

           北国人没有喝下午茶的传统,在这里,人们永远辛勤劳作,仿佛不知停下来。或许因为曾是英殖民地的缘故,我们乌拉港一直是有下午茶传统的,尽管乌拉港人的点心和茶杯远不如英国人的那般迷人、精致。

           燠热的午后,我们坐在厨房里喝茶。父亲和那些穆斯林印度人一样,泡得一手好拉茶。他的滤袋已经旧得发黄,泡出来的茶却是愈发香醇。餐桌上永远不会只有茶,我们还会吃上一些梳打饼干或马蹄酥,幸运的话,那一天还会有南洋风味的娘惹点心。

           娘惹点心的绚烂色彩,但凡见过的人都一定不会忘却。南洋人喜用花草制作点心,味道独特、芳香无比的香兰叶、宛若生活般细碎的椰丝,还有形似女人私处,仿佛永远含苞待放的蝶豆花,炽热而柔情脉脉,点缀了南洋人的闲淡生活。

           不出门的话,可以在家里喝下午茶,就像过去的法国女人,在自家的会客厅里办起茶沙龙。“沙龙”这个词语永远深含一种欢愉、社交意味浓重的情感,人们或斜倚或坐在舒适的丝绒沙发上,交换意见和眼神,抑或是絮叨、欢笑,正如在好客、友善的罗马贵族之女朗布依埃侯爵夫人那位于巴黎的海蓝色沙龙里,人们在咖啡或茶香之中深深迷恋诗歌的韵律。

           后来,女人们不再满足于起居室里的茶沙龙,她们开始从房间走出来,结伴到外面喝下午茶。每一个人都是在赴一场下午茶的约会,女人们精心装扮自己,时刻面带得体的微笑。巴黎的拉杜丽(Ladurée)把女人的客厅搬到了外面的世界,唯美得令人窒息的居室装潢就坐落在人群熙攘的大街上,隔着透亮、明净的玻璃,人们甚至能闻见碎花桌布上点心的撩人香气。

           那是马卡龙,轻如空气,男人们更喜欢称之为“少女的酥胸”,轻柔的不止是质感,还有颜色(和娘惹点心一样有着绚烂的色彩!)和精魂。Le macaron,阳性词汇,却阴柔似闺房中的女人。当人们提到她时,双唇先是轻轻摩擦,舌头一沉,随即一股温暖的气流在喉咙深处轻轻翻腾,仿佛她的柔美永远叫人意犹未尽。

           两片蛋白脆饼(Meringue)加上夹心果酱、奶油糖霜或甘纳许(巧克力淋酱),那是法国人的马卡龙,令人自豪的宝塔上的闪耀钻石。一生钟爱巴黎的索菲亚·科波拉在她的电影《绝代艳后》即是这样演绎法国人的马卡龙的。以至后来真的出现了名为玛丽·安托瓦内特下午茶的马卡龙,淡绿色的饼干中,乌龙茶和茴芹的香氛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咬下去的瞬间,脑海映现出沙漠中缓缓移动的骆驼商队和那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

           我在北国有过一次奇妙而美好的味蕾体验。那种神妙无比的感觉就像吸食适量的烟草一样,令人一生难以忘怀。由此,我一直深信最美好的马卡龙其实就在北国。

           法国文化中心的Amandine咖啡馆有最可口的薰衣草马卡龙。我有许多个下午茶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第一次品尝薰衣草马卡龙时,我还不知道薰衣草究竟带有什么样的气味。我其实见过许多薰衣草,也确实触摸过它们,可至今我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那种艳紫色花朵的芳香。

           薰衣草马卡龙没有那份娇艳,却终究充满梦幻色彩。深紫色、不张扬的双层饼身之间夹有薰衣草酱和甘纳许,一口咬下去,先是酥脆,而后是略带嚼劲、香甜的夹馅,芳香瞬间弥漫于周围的空气之中,待一切沉寂下来,则又是一股极淡的微酸。

           如此这般神奇的梦幻之旅,是在和自己独处时才会有,人一多,空气霎时也变得污浊了。

           我身边有很多热衷于烘焙的女子,从前在学校上班时,每隔几天就能吃到各种西式点心。我不擅长烘焙,第一次邀朋友来家里烤纸杯蛋糕,纸杯却很快给烧着了,小小的一个蛋糕都黑了。真正好的西式点心不便宜,马卡龙更是昂贵,它的身量与价格从来都无法成正比。

           无论如何,总还是要吃上一点的。偶尔我会对夏木抱歉说自己或许永远都学不会烘焙,夏木总一笑置之,说我生来就不该是做这些的人。我们都一样,不愿意花时间在锅碗瓢盆上。只是在这个并非清坚决绝的人世,说到底又有什么能使我赏心悦目的呢?

     

     

     

    原载于20160425《北京晚报》。是为记。

  • 2016年05月18日

    樱花盛开

    樱花开了。

    春天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暖暖的午后,我们去了玉渊潭赏樱。见到樱花,刹那间心里很感动,想到了《悲情城市》中,那曾经一直被默默念在心头的话,“同运的樱花,尽管飞扬地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宽美听哥哥说,明治时代,有一个少女从瀑布跳下自杀,留下一封遗书,说不是为了厌世或失意,而是为了自己如花一般的青春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便选择像樱花一样,在最最灿烂的时候离去。

           听说樱花在开得无尽灿烂以后便会纷纷落下,随风飘扬。大和民族迷恋樱花的美以及它们那短暂而绚烂的生命。幼年时看《机器猫》,偶尔会看到野比和家人到山上赏樱。赏樱的人一群一群的,人们席地而坐,一边野餐,一边抬头看树上的樱花,欢声笑语漫漫漾开。那是头一次知道日本人有赏樱的雅好。

    从前住学生宿舍,墙上贴了些日本的浮世绘。如今它们都还在,只是和我们一样,从一所房子搬到了另一所房子。喜欢凝视它们,久久地,莫名地着迷于画中人物的服饰与神态。后来接触了一些日本老电影,听到日本的民间故事,便是越发对画中那些早已永恒沉默的人恋恋不舍。一直深觉日本人是非常唯美和细碎的民族。细碎,细腻而琐碎,带点雅致,追求精致耽美的生活。日本女人的和服、母亲为孩子准备的便当、日本人在送礼时所讲究的礼品包装、厨师对食物装饰的要求,这一切都体现了这个民族谨小慎微而抒情唯美的性情。

    曾经在临睡前读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黑泽明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最先想到的是自己光着身子坐在满是水的地方,有一种颇感光滑的舒畅感,再有就是抬头所见的那道光。那是他一岁时在秋田老家的洗澡间里,而头顶上的那道光是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黑泽明还提到了自己的家人。发生关东大地震那天,他正好去了京桥的丸善书店替姐姐买书。可惜书店还未开门,他只好回家,打算下午再去。就在他离开的那两个小时,书店成了一片废墟。地震发生时,黑泽明的家人先穿上木屐,然后才从家里逃离,脸上毫无惊慌之色。

    黑泽明有一个坚强的母亲。有一次,他母亲在厨房被锅火撩着,火已经烧着头发和眉毛。他母亲手捧着锅,穿上木屐,一直走到院子中央,才把手中燃烧着的锅放下。大夫替她用纱布包扎伤口,往后的一个月中,这个女人常常静静地坐在客厅里,双手举至胸前,像是抱着什么东西,却始终没有叹一声气。

    鲜姬从奈良寄来她和女友在佐保川赏樱的照片。照片中,樱花树下坐着许多人,人们脸上荡漾着春天的欢愉气息。奈良的樱花开得好大好美。听闻在日本有一种以樱花制成的菓子,那是把樱花磨成泥状和在豆沙里,再用染成粉色的糯米皮包裹,好似清明时节我在北国吃的青团,听着便感觉无尽幽美。

    原来樱花是没有一丝气味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这般美好的花,应该带有清香之气才是。可后来细细一想,樱花落下时悄无声息的,就这样落下,然后再静静地随风而去,所以它们的没有气味亦是可以理解的。很久以前,读荣格的自传,读到他在印度寺庙里听到的一句很动人的话。寺庙里,娇艳的印度女人在跳祭祀之舞,一边跳,一边把缤纷的花瓣撒在地上。庙里的人对荣格说,女人的舞蹈在述说今生像美丽的花一样短暂。那天夜里,我在梦中也看见那些跳舞的女人和她们脚下的花瓣。花瓣落下时悄无声息,人在和这个世界告别时也是这样的么?

     

     

    原载于20160516《北京晚报》。是为记。

  • 住在莎士比亚书店的那段时光,我们每一天都能听见圣母院的钟声。那钟声就像一个女人,嗓音有时候悠扬而温柔,在忧伤的时候则低沉不已。只有在周日早晨,她的性子才急躁起来。但即便如此,她也还是庄重、小心翼翼的。星期天,天气总是很好,天空蓝得透亮,空气中都能闻见愉悦的气息。那是巴黎城独有的气息,热腾腾的食物香气和冬日清冽的空气美妙地混杂在一起。

    我坐在小屋里,面对着窗,听窗外传来的钟声。钟声越来越急促,宛如莫斯科嘀嗒奔驰的马蹄,那是上帝对人们的召唤。弥撒很快就要开始了。

    迈克尔走进来。

    “把窗打开吧。隔着这个女人,你什么都看不见。”

    玻璃窗上有人用油笔画了一幅伍尔夫的半身像,和过去一样,她陷入一片沉思之中,眼神是那么地忧伤。

    窗打开了,钟声倏地逃窜进来,还在窗框上跳了清脆的几步。朱丽叶也踩着她那双厚重的黑靴子进来了。

    “我要去Eric Kayser买法棍,你们要来么?他们有很好的面包。”

    “好啊,但我们得等书店开了才能去。唉,我已经饿了。”

    我们继续在小屋里待着。这是我们的小屋,就在书店二楼逃生门外的走廊旁。人人都叫我们“风滚草”。哦,我们这些风滚草。

    我们到楼下集合。等书店的门一开,我们几个人便像是进行一场仪式般开始活动起来。先是把较轻的搁放雨伞的木框和装有“莎士比亚幸运盒”的小皮箱提到书店外,然后是打开昨夜里上锁的绿色铁书架,挑选几本书放到架子上。最后还得把笨重不堪的两个移动书架推到书店门口的空地上。这些搬运活儿千篇一律,虽然很简单,但没有人会真正爱上它们。在移动书架上的展示架放二手书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几本书,让那些来书店闲逛的游客翻阅。我挑了本泛黄的《圣经》放到架子上。或许有人会愿意在星期天读一读它。

    接下来是到隔壁的咖啡馆搬桌椅。咖啡馆很新,墙上刷的白漆还很干净,一进去便能闻见白漆和咖啡凝重的香气。我们把桌子和椅子一张张搬到外面,不刮风的时候,还得把白色的遮阳伞撑开。几个游客站在一旁看我们搬东西,等咖啡馆的展板一搬出来,他们便走进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或一块甜点。我们从来不在那里喝咖啡,我们自己在小屋里用老旧的铁咖啡壶煮咖啡。偶尔在咖啡馆里打工的男子(我们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会给我们送来一杯咖啡,那个时候我们便会坐在外头像那些游客一样气定神闲,什么事都不做。咖啡馆的气氛总是愉悦、友好的,她继承了乔治善良、亲切的美德。乔治老早就想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了,他宣称要烤出一块真正好的柠檬派只有一种方法,他打算把自己关在房里研制出那个食谱。他还想敲碎咖啡馆的墙,让人们随心所欲地穿到圣朱利安教堂的花园,那里有巴黎最古老的树在神秘地生长。

    结果是咖啡馆的墙没有被敲碎。花园里的枝桠没有伸延到我们这里,倒是书店外的那棵树终日长久地守护着我们。人们在树下歌唱、欢笑,歌声和欢声笑语随着叶脉流徙到叶尖,再由风吹送到二楼的小屋里。

    爬上树的不仅仅是歌声和欢笑声。夏天,一个长着胡子的男人也爬上了树,还对着屋里的人们喊道:“你们今天读书了吗?”那时候朱丽叶也在小屋里,她打开窗,故作镇定地对男人微微一笑。

    每天读书也是书店规定我们这些风滚草要做的事。我们从来不喜欢一起读书,在我们看来,阅读和信仰一样,是隐秘而神妙的个人体验。朱丽叶个性张扬,喜欢坐在书店外的人群里读书。她很年轻,对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都充满自信。迈克尔一直在读《等待戈多》,离开巴黎后,他去了摩洛哥和西班牙,听说他至今还在路上,始终没能等来他生命中的戈多。

    每一扇窗和窗外的风景都如此迷人和伤感。二楼走廊的那扇窗一直是沉默、忧哀的。窗外的莎士比亚神情忧伤而笃定,他在那里有好长时间了。毕奇小姐的藏书室里,窗外的风景则是流动不止的。圣母院的钟声、楼下卖艺人的歌声,甚至是闲逛的人们的窃窃私语声,这一切都那么地动听。它们是书店的精灵,围绕着书店,也永远忠诚地守护着她。我在那扇窗前的美好经历是我在巴黎最美好的时光,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下午坐在窗前辛勤工作的永恒时刻。

    有时候,你会因为被陌生人打断工作而心烦气躁起来。这样的情况总是难以避免,人们在你面前漫步而过,偶尔他们喜欢停下来跟你交谈,谈论你手中的书。但大多时候在书店里遇见的还是极为有趣、少见的一些人。书店里总是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甚至上演一出令人难以忘却的《动物农场》。

    “请让我进去买一本书。我白天没带钱,但我现在带了。”

    一个男人在敲门,而我们已经打烊,正在收拾东西了。男人恳切地站在门外,脚下传来惊人、可怕的嗷叫声,还有一阵阵的狗吠声。里奇把门打开。男人牵着一头肥硕无比的黑猪和一条大棕狗进来,书店瞬间充满黑猪的嗷叫声和狗吠声。黑猪仰着头,想要嗅遍所有的书,包括我手上的聂鲁达诗集。那是一头黑母猪,男人自负地说我们应该称她为“玛尔格女士”。

    玛尔格女士最终在我们的护送下满意地离去了。

    “简直不能相信,这个法国人带一头猪来书店!”巴勃罗不满地叫道。

    “啊哈,动物农场!”我们哄堂大笑起来。

    亨利先生体格硕大,但他比玛尔格女士温柔多了。他收集了很多打字机,喜欢用打字机写作。星期六,他到书店清洗藏书室里那台陈年打字机,用一根根棉签小心翼翼地将打字机里的灰尘挑出来。亨利先生其实不住在巴黎,他和亨利太太早已搬到哥本哈根去了。多年以前,他们从密歇根搬到巴黎,在巴黎度过了一段难忘而温暖的岁月。一直到现在,他最怀念的还是巴黎的鸡蛋,他深信巴黎的蛋黄是世上最黄,也最美的蛋黄,这样的蛋黄,他在密歇根和哥本哈根都没有见过。

    夜里,我们拎着枕头和被单回到书店,各据一方,在悄无声息的沙发上睡觉。偶尔我们能依稀听见跳蚤和我们的谈话声一同从沙发跳跃到书店布满裂缝的地板上,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在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到访时,暂时友好地退到了墙缝和书页里。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乔伊斯和毕奇小姐都苏醒过来了,甚至庞德和乔治也来了。我屏住呼吸,静静地捕捉他们的声音。那些音容笑貌我不知道在梦里遇见过多少回。

    第二天,我步行到奥德翁路12号。我很快就找到了莎士比亚图书公司的旧址,如今那里已成了一家服饰精品店,售卖时髦的裙子和围巾。二楼的窗一直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影。从前的从前,窗后的人说话总是一如既往地自信和欢快。

    从奥德翁路回来后,我很快就离开书店了。离开时,我把一直伴随着我的《流动的盛宴》(她曾经是我钟爱的枕边书)留给了书店,并带了一本英文版《流动的盛宴》回北国。那本书和我在巴黎极其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一样,在回到北国以后,被无情地尘封在摩涅莫辛涅的匣子里。只有在结束一天的辛勤劳作以后,我才能将之缓缓打开。

     

     

     

    备注:多年来莎士比亚书店有一个接待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到书店里生活的项目,项目的名称是Tumbleweeds,在中文里即是“风滚草们”的意思。书店主人乔治·惠特曼自称自己年轻时便是一颗风滚草,他浪迹天涯,四处旅行时经常受到陌生人的热情款待。

  • 2016年04月26日

    捕蝶者纳博科夫

    有些作家让我们能轻易地在瞬间就感知到真实与永恒,也许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经意,他们让永恒的声音经久不衰地流淌在时间的缝隙之中。

    毫无疑问,纳博科夫是这么一位作家。

    让·布洛在他所撰写的纳博科夫传里多次使用了“永恒”这个字眼来形容他的这位传记主人公。是的,永恒的作家!直指价值而非时间,一种站在“繁星点点的高处”的高度与品位。这绝对与同样处于永恒的上帝有关。

    纳博科夫最早的记忆是从1903年的盛夏开始的。那一年,他四岁,走在通往当时处于圣彼得堡的维拉庄园的路上,左手由母亲拉着,右手则由穿着“刺眼”(注意他的用词)的华丽军装的父亲拉着,一走一跑地步行在长着许多栎树的小径上。也就是在那刹那间的一刻,纳博科夫声称他发现了自己,开始意识到“我”作为“有意识的生命”的诞生。他的童年是美好的,甚至在回忆起来时是如此地纯粹、通透。这绝大部分仰仗于他那良好的出身背景和天赐的对周遭事物所持有的敏锐观察与感知能力。与绝大多数的贵族一样,纳博科夫的父亲,另一位(身份为骑士——卫官、法学家、政治家的)纳博科夫先生,以及他的母亲,艾莱娜,一个喜爱蘑菇、扑克和猎獾犬的女士,和她的丈夫一样勇敢的女性,为作家提供了优渥的生活物质条件和同样富裕的精神生活。维拉庄园,一个上演了无数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之场所,所有关乎俄罗斯贵族的命运之奥秘都可以在这里被预见。

    我们可以直接从纳博科夫的父亲,V.D.纳博科夫说起。从作家的描述当中可以得知这是一位崇高、正义、勇敢的绅士。他从祖辈那里继承了财产与名誉,并努力维持了这份属于纳博科夫家族的荣誉和财富。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作家的父亲参与了立宪民主党的创立,创办了日报《言论》,以杰出的演说和坚定的政治激情确立了他作为政治法学家的地位。他还是“犹太人的朋友”,以文字表达了对反犹主义者的不满,同时,身为一名俄罗斯地主的他,亦是农民申冤、寻求帮助的对象。常常,当一家人坐在维拉庄园宅子里明亮的饭厅里吃午餐时,老纳博科夫会突然被来访的农民打断谈话,继而“轻快地拿下放在腿上的餐巾”,迈着坚定的步伐到屋外。此时的小纳博科夫会在饭厅的这一角听着窗外嗡嗡的谈话声,随后会透过窗子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农民欢快地举起,抛向天空而又被接住。这是小纳博科夫心中永远的勇敢、正义的父亲,将来他即使没有追随父亲的脚步,热衷于政治、民主事业,但无疑,父亲还是深受他敬重,影响了他的生命。

    之于纳博科夫,母亲艾莱娜总是极为温柔地彰显、表达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爱。这个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和仆人区的女士,喜欢所有技巧性和冒险性的游戏,例如多达一千块的拼图、扑克牌,以及在雨中实现的一次又一次的采蘑菇之旅。“全心全意去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个热爱生命的女性同样珍视自己的过去,以致在多年以后,在流亡到另一个国度之后,还是不免会经常地回想、怀念起过去的生活。在布拉格的最后岁月里,这位温柔的母亲总喜欢带着她的那只达克斯小猎狗(这只小狗 被纳博科夫称为“流亡狗”,顾名思义,它确实是跟随着纳博科夫一家流亡)散步,然后回到晚年破旧的公寓里。除了仅有的一些二手家具,公寓里到处放着抄有诗歌的本子、老纳博科夫的一只手的模型、一些流亡作家的作品,以及发暗的照片。就像作家自己说的,其实母亲并不真正需要这些物品,因为这一切,过去在俄罗斯的生活以及足以支撑起那段美好岁月的一切物品,都早已牢牢地地印刻在她的记忆深处,并将永远不会被忘却。

    卢卡舅舅是除了父亲与母亲之外,另一个对纳博科夫的童年,甚至成年以后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卢卡舅舅在死后把自己的罗斯德斯特维诺庄园和一笔为数客观的金钱留给了他)的另一个人。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卢卡舅舅“似乎属于一个由玩具、色彩鲜艳的图画书和结满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樱桃树构成的世界”,一个似是梦幻,像眼神穿透过彩色玻璃珠而眼目所及的那个王国。这个瘦削的,留着浓密的八字胡的男士在外交界工作(却不怎么看重这份职业),要比纳博科夫家族的任何其他人来得有意思。风趣,幽默,简单,热衷于写法语诗歌和作曲,自称为能够破译自己懂得的五种语言中任何一种密码信息的专家。卢卡舅舅原来应该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但是由于他的那些外国友人无法正确无误地读出他的俄国姓氏(你知道,俄国人的长姓名是举世闻名的),而被简化为“卢卡”。瓦西里,不,卢卡舅舅和小纳博科夫之间,多年以后,当作家再次回忆起自己的舅舅时,想到的便是午后的维拉庄园里,舅舅对着自己的耳边发出的哼唱声和呢喃声、从美国带回来的系列儿童书、一片(据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绿叶,舅舅和自己分享他在周游列国时的见闻,还有这个男人的死亡历程。他一直坚称自己患有不可治愈的心脏病,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对待他的这句话。所以,每当他在小纳博科夫的饭厅或客厅的那幕”戏“(突然伸开四肢径自躺在仆人送咖啡时会踩踏的客厅地板上)被重新上演时,老纳博科夫显然是对这个亲戚带有一些不满和嘲笑的。一直要到一九一六年,在巴黎,卢卡舅舅真的死于心绞痛时,纳博科夫一家才会真正悲痛、惋惜地回想起多年以前的那些夜晚。这个男人,带着他的”玩笑“,留下了他的大笔财富,离开了人世,却永远活在了作家的心里。

    说到爱好,除了创作小说和诗歌(是职责、迫不得已?),话题总是离不开蝴蝶和象棋。两者的共同点?蝴蝶的翅膀与黑白相间,或是奶白色与深红色相间的棋盘足以道明一切。形形色色的蝴蝶(鳞翅目),从蛹蜕变成色彩眩人的飞虫,翅膀在振动时传达出连串的对生命的礼赞,以及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未来的不可知。从圣彼得堡的维拉庄园,到作家临终前伫居的蒙特勒,处处遍布了作家的脚踪,这项爱好就像他的写作一样,即使是在流亡期间也未曾被遗弃。对称,是将两者合并在一起的因素。把蝴蝶对折,会发现两张翅膀如此惊人的匀称,连图案、色彩也如此一致。至于象棋,纳博科夫更热衷的是编制棋题。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快乐的刺痛“,是的,战略、防守、攻克、伫立、停滞,都影射了人在有生之年的种种举动。为自己布局了圈套、陷阱,然后再想方设法地从中逃脱,甚至战胜,就像蛹的蜕变为蝴蝶。

    1919 42 日,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弥漫全国,老纳博科夫不得不带着家人离开,流亡他国。在航向欧洲的希望号上,作家和父亲下起了在祖国俄罗斯的最后一场棋。父子俩依旧是那么淡定、沉着,即便是那一刻起,他们将失去祖国俄罗斯。因为,很有可能,他们中间谁也无法真正想象自己将永远失去她。

    流亡的第一站是英国剑桥。作家和弟弟被安排到剑桥上学,在那里,纳博科夫爱上了划艇,同时也从关心政治转向了更为关心文学。在剑桥的这三年,也就是在 异国的这段岁月,成就了纳博科夫作为流亡者身份的色彩和价值。随后是柏林、巴黎,流亡生活的苦痛渐渐伴随着父亲的死亡和物质生活的贫瘠而仿佛再生纸上蔓延开来的墨水,逐渐清晰,令人难以忘却。纳博科夫在流亡柏林和巴黎期间大量为俄文报纸和杂志翻译、撰稿,为了糊口,还给人上英语或法语课,教网球和拳击,同时也给报纸出象棋残局和迷宫般的填字游戏。他和那一时代的其他许多俄罗斯流亡知识分子一样,过着物质生活贫瘠,精神生活却无比富裕的生活,与那些柏林人、巴黎人以几乎是格格不入的方式而共处于同一座城市。激情是难免的,因为作家失去了他的祖国,按他的话来说,这就像等于失去了他的爱,这份丰富的情感在冷漠,甚至事不关己的他乡之中更为突出。

    美利坚,作为一个新大陆的出现,对纳博科夫的未来而言亦是如此举足轻重。四〇年代,纳博科夫举家移民美国,他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以英语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在这里,纳博科夫无疑是幸福的。以欧洲知识分子的身份流亡至美国,这个愿意为无数人提供避难所,并成全了人们的无数梦想的伟大国度,恰如其分地协助作家确立了他作为教授、鳞翅目昆虫学家及作家的地位。纳博科夫在这里是自由的。长篇小说《塞巴斯蒂安. 奈特的真实生活》是这个时段的首个丰收成果。但使其名声大噪的还是小说《洛丽塔》的出版。说到底,小说的成功问世还要归功于作家的太太薇拉女士,这部当年被扔到家门外的垃圾箱的作品还是在经过女士的建议下才被作家捡回来的。《洛丽塔》的出现使作家周遭的声音此起彼伏,除了赞誉,当然还免不了抨击、批判。一个(有知识、身份的)男人,爱上了他的妻子的女儿,而且是未成年的继女。”父亲“成为了情人,既提供物质又提供精神、情感上的享受,男主人公亨伯特成全了许多女性梦寐以求的对作为情人的男性的想望。

    《洛丽塔》的出版为纳博科夫带来财富,作家获得了从金钱而来的自由,辞去了康奈尔大学的教职,作别美国,重返欧洲。这距离纳博科夫离开俄罗斯,已有四十年之久。四十年,从欧洲到美国,再回到欧洲,纳博科夫带着属于他的荣誉和财富回到欧洲。那个遭受迫害的流亡者已成了名满天下的作家,继续在他乡承受思乡的痛苦和回忆他和他的整个家族所魂牵梦萦的维拉庄园……

    纳博科夫生命中的最后一站是瑞士的蒙特勒。他的晚年同样离不开写作、蝴蝶与象棋。此时薇拉依旧陪伴在他身边,两人带着对生活的忠诚步行在公园的小径里,彳亍在棋盘上。夏季的捕蝶之旅依然是使纳博科夫为之振奋的一件事。吊诡的是,也就是在这里,蝴蝶与作家的死亡碰了面,1975 年的阿尔卑斯山捕蝶之旅也是作家走向死亡的开始,生病而又痊愈,痊愈之后又陷入疾病的折磨之中,反反复复,1977 年的72 日,最终纳博科夫将他的这些蝴蝶标本留在了身后,追随他的先祖而去。

    此时,我们再次看见一个身穿灯笼裤、戴水手帽的小男孩,他的左手由他的母亲拉着,右手由父亲拉着,悠慢地穿行过圣彼得堡维拉庄园附近那充满冷杉树、白桦树的树林,那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回到庄园的饭厅,他们被包裹在一片和平、优雅地笑声之中,桌上从伦敦进口的金黄色的糖浆顺着勺子滑到了俄罗斯的黄油面包上,瓷茶杯被一双手轻轻地拿起,而又轻轻地放下。

     

    文章刊载于20160422的《北京晚报》。是为记。

  • 2016年04月13日

    进城的人

           我和夏木住在北国的朝阳区,朝阳区很大,先前我们住金台西路,后来才搬到望京。住金台西路时,我有一段时间每周至少去顺义两次,顺义国际学校多,我在那里代课和给小学生读绘本。从金台西路的家到顺义,要走好长的路和坐不同的地铁,这样一来一回,很容易让人有路越走越长的感觉。寒冬,天黑得早,我偶尔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仿佛自己也和上班族一样,朝九晚五。

           相对于顺义和望京,金台西路离市中心要近许多,所以我们称去顺义为出城,从顺义回来,便是进城。唐朝贞观之时,顺义被称作归顺州,一度改称归化郡,后来恢复旧称,再后来则被简称顺州,是燕云十六州中的一州,曾于不同时代受汉族、女真族及蒙古族统辖。民国时期,顺义属河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五〇年代末,顺义划归北京市,成了顺义区。

           大抵住顺义的人有三类,一类是农民工,一类是上班族,还有一类是中产阶级。农民工和上班族多半因为相对而言较为低廉的房租而选择住在顺义,他们有的背双肩包或斜挎包,有的连拖带扛,带了一堆衣服、杯碗和暖水壶,往返于城中城外。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不坐地铁,他们白天开车进城,黄昏时分再回到顺义,那里宛若一片城外桃源,清静些,房价也比城里的低。也有坐地铁的中产,多半是外国人,顺义有洋气的别墅、干净的公寓,国际学校多,也不缺进口食品超市,环境清幽,花香招蝴蝶,这么多外国人聚居于此,这也是最自然不过的。

           每一次的出城于我都是五味杂陈的行旅,我和进城的人擦肩而过,极少正视彼此,去的是不一样的地方,生命深处却隐然有一种相通的气息,时而苦涩,时而甘甜。 这些年,人们以北漂、屌丝、蚁族之类的新名词或相互称谓或自嘲,我和夏木有时也会笑称我们都是北漂,只是我比他漂得更远,也更久。

           天刚亮,进城的人出地铁,上楼梯,再进地铁;夕阳西照,进城的人出城,依旧是那一具疲惫的肉身,有时候,我会悄悄看一眼地铁的隔离门,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和那些进城的人一样,同样是满脸的倦怠。

           如此进城、出城的日子不容易坚持。长途跋涉,回到家后想得最多的似乎便是今晚吃什么,不洗碗的话蟑螂会不会出来,明天想的还是同样的问题。路上,我们低着头,观看着朋友圈里的各种动态,有时几近下意识地点上一、两个赞,更多的时候是出于支持或怜悯而心甘乐意摁下那一键。不低头的人们则默默地或坐或立,看地铁里的小电视、广告、路线图,还有那终将与自己殊途同归的陌生人。

           这都是些苍凉的事,想着想着就很伤感。

     

    原载20160412《北京晚报》。是为记。

  • 2016年03月22日

    最后的二十八颗汤圆

     

    那些日子里,我们只吃洒了白砂糖和花生碎的汤圆。冬至早晨,阿妈早早地就带我去菜市场买做汤圆用的粉团,那是一整块凝固的糯米粉,粉红色的永远仅是点缀,和在白色的粉团中,那色泽格外显眼和诱人。我站在阿清嫂的糕点摊前,选了好久才选定一包带最多粉色的。

    阿妈从来不会和我们一起搓汤圆,她永远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她去做。那时候阿爸还上班,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坐在厨房里搓汤圆。我和阿弟都很爱吃汤圆,每一回都给自己搓一颗又大又红的。偶尔阿妈进厨房来,看见我们的大汤圆,总要重复那句话,“不要都搓成红色呀,红色用完了就没有了”,这句话她说了几年,后来就不再说了。

    等阿爸下班了,他就会给我们煮汤圆。阿爸说要等水开了才能下汤圆,汤圆熟了就会浮上来,跟学游泳一样,学会了也就自然会浮上来。煮汤圆时,我和阿弟一刻也不敢离开,就想看汤圆熟的样子。

    阿爸不上班了,冬至就和我们一起搓汤圆。他总会做上两盘,一盘少糖的,给自己吃。我们家小孩吃汤圆的传统多年不变,按年龄计,几岁就吃几颗。从前总是嫌自己太小,感觉十四、五颗汤圆总也吃不够。

    我二十三岁离家,在天津住了两年后,便搬到了北国。北国的同胞多,有时候吃汤圆时也会叫上我。我是到了北国才知道元宵和汤圆的区别,也在邻近的市场亲眼目睹元宵的制作过程。偌大的元宵机取代了双手,钢铁制的筐子滚动时发出嗡嗡声,雪白的元宵越滚越大,一直在筐里转个没完。市场里的散装元宵按口味一篮篮摆好,打包时所有口味都混在一起,我永远都猜不对每一颗元宵的馅儿,这是很令人沮丧的一件事。

    吃带汤的元宵这样的习惯也是到了北国以后才有的。偶尔我也会心血来潮,学广东人给元宵加糖水。如果还在南方生活,我是会到家门口摘两片香兰叶放到汤里煮的。那时候很多人家都种香兰叶,即便自己家没有,走几步路就能找到种有香兰叶的人家。

    在南方,不到冬至是不吃汤圆的。没有汤圆吃的日子里,人们还有炸麻团和“麻芝”(也有叫“麻糍”的)可以吃。麻芝和台湾的麻糬非常像,只是大多不带馅儿,和汤圆一样,洒满了花生碎和白砂糖。卖麻芝的几乎都是老人,骑着电单车,车一停,车身后便是一块木板、一个大钢盘及几样简单的厨具、食材。那些老人不经常出现,他们卖的麻芝永远是热乎乎的,是我少年时代非常念想的小吃。

    结婚以后,我把南方人冬至吃汤圆的习俗带到了我和夏木一起构筑的家。但一直到现在,每逢冬至,夏木还是会说:“该吃饺子了”。后来,当超市里的冰柜每天都摆着一袋袋的元宵时,我开始真正意识到那已经不单单是冬至和元宵节才吃的食物了。

    和月饼一样,北国的元宵也有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口味。那些新口味在我看来异常奇特,是我的味蕾无论如何都无法赞叹的。买元宵的时候,我总会下意识地避开那些五颜六色、轻盈的半透明球状物,而去找寻质感厚重、雪白的元宵。我是不会轻易让过去那温柔而美妙的感觉从此消失的。

    十来颗元宵,我和夏木一人一半,虽然他的食量比我大许多。元宵煮久了会膨胀,一颗颗沉到碗底,最后几乎黏作一团。不知道是北国的元宵大,还是自己的胃口小了,我再也无法吃那么多了。最后一次按岁数吃元宵还是二十八岁那年的冬至,我们几个同胞窝在宿舍里,窗外北风呼啸,我们围坐在一小锅热腾腾的元宵旁,欢声笑语。那一天下午,我一口气吃了二十八颗花生馅的元宵(所有人都对我的这个壮举赞叹不已),元宵在肚子里膨胀成了一个大雪球,雪球像在元宵机里滚动那般来回滚动,仿佛永远都无法停下来。

     

    原载于20160320的《星洲日报》。是为记。图为冬至时我和夏木吃的黑芝麻元宵。怀念吃汤圆的美好时光。

  • 2016年03月22日

    喫点心

           冬天,在四合院小聚,燕儿带来了几袋义利点心,那是我和夏木第一次听说义利这家百年老店。从来只知道稻香村,过去学校对面就有一家,逢年过节都会给自己和夏木的家人买点心,却不晓得义利才堪称真正的中华老字号。那晚,尝了块熔岩蛋糕,许是天冷,蛋糕像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似的,瓷实,巧克力溶液已非液状,可却依然美味,印象深刻。
           一直要到我们搬到了望京,才再次有机会尝到义利的点心。搬过来几个月,又是冬天,第一次去附近的邮局寄信,才发现原来阜通东大街上就有一家义利。年末,北风萧瑟,偶尔一阵寒风,吹打着门上的塑料帘,人人都顶着风往帘里钻。进去了就好了,风停了,似热闹,却也寂寥起来。
           散步到义利成了我们家的又一个传统,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仪式点缀着我们的生活。出门,左拐,一直走,再左拐,就这么简单,不会迷路,即便是一个人去,另一个人也能安心在家等待,对自己说没关系,很快,很快就会回来的。一起去的时候,我会弯着腰,看着橱窗里的点心,认真地念纸片上的名字,遇到或熟悉或有趣的名字,都会拉着夏木一起看。可惜我们都是比较刻板的人,吃来吃去其实就只是那几样,不怎么爱尝鲜
           不同类的点心永远不会被放在同一个袋子里。点心按重量收费,价签打出来,贴在袋子封口处,上面同样有点心的名字,结账时总会暗自惊叹怎么这么便宜,以后要多买才是。
    只有菓子面包是不称重的,每一块都有独立包装,叠放在架子上。听闻义利是中国的面包王,上世纪五〇年代,当人们还时兴小作坊时,他们就引进西方制作面包的技术,开始了所谓的流水线生产。如今,菓子面包分工厂生产和手工制作,带核桃仁和果脯,最原始的自是手工制作的,用蜡纸包装,保鲜,质感也好。
           过两天夏木要采访老树,老树便成了近日家里的新话题。夏木说燕儿很喜欢老树的画,想找她聊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眷恋。我笑说看燕儿那闲来没事喜欢逗猫、淡泊的性情,当然会是喜欢老树的,他俩的生活哲学根本就是一个样儿嘛。燕儿是老北京,皇城根底下的人,悠哉悠哉的,去义利,想来也就是那么一进一出,自然习惯的了,哪像我这般小心翼翼。

     

     

    刊登于20160321的《北京晚报》。是为记。

  • 2016年02月26日

    金台西路的窗

    当夏木和我还住在金台西路时,我们很幸运,拥有一扇能看见石榴花和画眉鸟的窗。一扇窗对我来说无比重要,那是我偷窥人们的生活的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在因为天气过于寒冷或勤奋工作而不出门的日子里,我和夏木经常一起站在窗前看路过的人和鸟。有时候我们会站在窗前深情地亲吻彼此,在妙不可言的瞬间,窗外总是有鸟儿在轻轻歌唱,我仿佛闻到了石榴花开的香气。

    常常,我坐在窗前的书桌工作。在夏木还没回来以前,这张书桌是绝对属于我的。白天黑夜,我们像工厂里轮班的工人一样,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想象、扮演自己所愿意的角色。我们很幸运,能拥有一扇窗,即使窗纱破得令人怵目惊心,整扇窗都是从房东那里租借来的,但我们还是经常能忘乎所以地对朋友说,我们的窗外有一家中国饭馆、一所小学、一条马路、一间杂货铺、一个烤肉摊、一棵石榴树、一只狗,等等。

    几乎每一个来我们家做客的人都会站在我们的窗前。那是这些客人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做出的同一个动作。他们或站在窗前讲电话,或趴在窗前看风景、沉思。那个时候,我会偷偷地看一眼我的朋友的背影。我们太少面对彼此的背影了。

    在谈到梦想中的城市巴黎时,我曾经对朋友这么说,巴黎之于我,其实就是一张书桌、一扇窗、街道和阶梯,除了阶梯,其余的,我在北国都已经拥有了。当我能够肆无忌惮地絮说自己拥有的那些物件时,这其实也意味着我开始可以真切地感受这些物件所带给我的快乐或悲伤,甚至苦痛。我与我的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时断时续的联系,它们的存在在于我对它们的爱抚与目视,我的存在则由于它们而愈加清晰、被确立。

    海明威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大街的房子也有一扇充满诗意的窗。他和哈德莉在巴黎的短暂生活一直是我很羡慕的。常常我在夜里一遍又一遍读着《流动的盛宴》,那是海明威最打动人心的散文。我会幻想我和夏木很快在巴黎也会有自己的一扇窗,像在北国生活时那样,我们轮流坐在窗前写作。我们心无旁骛,偶尔也会停下笔来,聆听窗外的声音,或抬头看一眼巴黎的天空。即便天色总是一片阴郁,有时候还会下一场仿佛永远都不会停的绵绵阴雨,但这一切都丝毫影响不了我们的心情,因为我们是幸运的,能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巴黎生活,虽然那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美好时光。

     

    原载于2016年02月24日的《北京晚报》。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