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纪事

跟往常一样，今年的平安夜也会有姜饼和礼物，只是身边少了一些人，而我也开始想念在远方，从来没有见过雪花的妹妹。耶诞节的早晨，我在朦胧间看见那两个熟悉的身影款款走上那曲折的楼梯。小女孩也悄悄上了楼，看见了一些令她终身难以忘怀的景象，那景象如此神秘莫测，和她的世界如此不同。

查理的圣诞节很有意思，放张图在这里，庆祝一下我和84在北京的圣诞节。多么希望这是自己的倒数第二个北京圣诞节。时光不待人，我开始在幻想生活在别处的自己。是啊，生活总是在别处。

我听见窗外有人在铲雪。我病了。在寒冷无风的冬日早晨作出了一些决定，然后把自己深深深深地埋进毛毯里，想再也不出去。又是到了年终岁首之际，我们又要重新来过。一年又一年，仿佛如此。

告别过去一年日以继夜的全职生涯，我想换种生活方式，对自己，对世界会更好罢。停下脚步，发现自己在用一双长满茧的手拾掇残余的流水，是脸颊上的泪水还是脚下身后的水，我竟也不知晓。

病了病了。所有的人都疯了。

你在跑个什么劲？

有些人真的可以很伟大，就像我想象中的过去的美国一样，也可以很伟大。渺小，直至发现伟大与永恒。

铲雪的人走了。什么都没有了。空空如也。难得的一场空呀。

曾经我对茶几上的那个生锈了的盒子如此着迷。盒子旁边总是伴随着一叠薄薄的纸，纸张雪白雪白的，和生锈了的铁盒一起静静地躺在那里。中午从那满是木架子的菜园回到家中，外公会坐在茶几旁的那张红色躺椅上，低着头开始卷烟卷。

我一直以为外公外婆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座树林里。那是因为每次要去见外公外婆时，父亲都会把车开进一座树林里，一路颠簸着，慢慢地开呀开，经过一丛稀疏的椰树。倾倒在地的椰树上偶而会有一、两只野猴蹲坐在树干上，双手抱着椰子，眼睛紧盯着坐在车里的我和弟弟。椰树后面是一排排可可树，只有小孩站在可可树丛中才不会被发现，可可树太矮了，藏不住大人。

先是看到那间偌大的高脚屋，然后外公的家便到了。同样是高脚屋，好几根极细极细的木柱深深地插入土里，顶着由无数块木板组装而建成的木屋。几级深红色的阶梯将木屋和地面衔接起来，爬上楼便是外公外婆的家了。我从来没有怀疑那些木柱的支撑力，径自在木地板上又蹦又跳，双脚踩在凉凉的木板上，感觉和土地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远。

往左走几步便是窗户了。窗户上的粉色窗帘永远是敞开着的，把纱窗打开，可以看见底下有群小鸡叽叽叽叽地跟着母鸡转。母鸡和小鸡们时而跑到落地生根丛中，时而躲到高脚屋底下，那里有外婆洒下的小米，等着小鸡们去啄食。

红色的躺椅就在窗子边的角落处。每一天，外公坐在那里，把一只脚高高地翘起，裤腿卷得高高的，泛黄的背心随意地耷拉在椅背上，卷着他的烟卷。外公小心翼翼地拈起一撮又一撮烟丝，将它们放到烟纸上，然后再慢慢地卷起来，点上火，放到嘴边上吸。偶而外公也会抬起头来看看电视上正播放的节目，有的没的瞎看。遇到英语节目，看不懂，便转头问身边路过的人，“讲什么呀？”。

等到从躺椅上起来时，外公的背脊上便是一条条印痕了。那是长时间靠在椅背上而留下的印痕，在外公深棕色、带有些许斑点的身体上停留片时，稍一会儿就不见了。外公踏着外八步型，径自往厨房走去，留下未烧尽的白色烟卷在茶几上，孤独地继续燃烧。我跑上前去悄悄将烟卷捡起，学着外公抽烟的样子，抽起烟来。但我也就只能抽个一、两口便被呛着了，而后赶紧把烟卷放回到烟灰缸里，看着它继续地烧下去……

外公从来不知道多年以前我曾经偷偷抽吸他那未燃尽的烟卷。这是我和烟卷之间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我一直喜欢香烟的气味，喜欢看着烟卷被慢慢燃烧，直至白色的烟纸消失在眼前，灰飞烟灭为止。

不知道外公在被燃烧时会不会想起这些年来他的那些从未燃尽的烟卷？听母亲说，那天的天空异常的晴朗，火红的太阳高挂在空中，天空低下是庸碌一辈子的我的亲人，站在大地上抬头看天，看眼前熊熊的火，以及外公的那具干瘪无力的身躯。火花在炉子里不停地跳跃着，时而有嗞嗞声从炉子里传出，仿佛那蓝色的火花就要从火炉里蹦出来，盘踞在外婆的身上。

* 记念我那逝去的外公。

2011年06月30日《星洲日报》

就像某人说过的，周六确实是个很好的浣衣天。把堆积许久的衣服（天呀，还有冬天的棉袄！）拿出来，无名小虫顿时四处逃窜，我和1984静静地站在洗衣机前，看着这台机器里的滚筒转呀转，他仿佛在以惊人的语速说着连串的“没有，没有”……84最害怕听到机器停止转动后发出的响声了。

可能蜷居么，我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预示，也喻示着美好时代的来临。

最近我频频听到有人说我有可能是高功能自闭症者，84听了很兴奋，也在不断积极地为自己找出各种证据，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曾经）也是自闭症患者（当然不会是低功能那类），这样便能为自己的种种行为合理化了。

我的一个阿斯伯格朋友总是爱打断我的话，并以各种在旁人看来是如此莫名其妙或不合时宜（什么是合时宜？）的话语或举止对我的言语或行为做出回应。他的想象力永远是如此丰富，记忆有时又是如此惊人地好，以致让你怀疑自己和他究竟是否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回到刚才的话题。蜷居，有这个可能么？

在我看来，马克就是一个蜷居者。他有可能认得你，可是却不认识你。约伯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后仿佛经了当头的一大棒喝，眨了眨眼睛，对上帝说了句“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这样缠绵悱恻的话，如此的结局不会，从来不会在马克的生命中发生。说白一点，马克就是少了这根弦，永远缺了根筋。当然，马克在和桑娜小姐造爱的时候还是会因为生理/科学反应以及基于剧情需要（马克曾经从电视上学会知道男人和女人造爱时女人应该不断叫喊，而男人则最好/应该在关键时刻短促地叫几声）而蹩脚地叫了几下，桑娜小姐则好似一点也不在乎他，她在乎的是如何教会马克和自己的身体完美地相互搭配。

除了桑娜小姐，马克的生命好像就没有其他人了。

你见过马克这样的人吗？

应该没有。都说马克是个蜷居者了。

朋友的母亲因患脑癌而逝世了。一具素未谋面的肉身从这个世界永远地消失了。一路走好。走好。

我回来了。一场真正的大病没生成，倒是嗓子哑了。许是经已不能适应天津的气候，所以才觉得难受。感觉这趟去像是完成任务，春节，按人们的习俗，每个人都当回趟家看看。天津是1984的家，目前尚离得近，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没有不回去的道理。

师大成了过去的那所学校，人事已非。早先的八里台校区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几栋较新的楼，其中一栋还是我以前的宿舍。卖大饼鸡蛋的阿姨早已不知所踪，84笑说很可能在瓦砾堆里，过去的一切一切都统统给埋到地底里了。

天冷得很。因为是春节，大街上的行人少了许多，这座城市显得出奇地冷清。我们流荡于大街小巷之中，去了好些过去熟悉的地方。天黑之际，我们上了辆公车，直奔师大新校区，想赶在天完全黑下来以前看一看让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

途中，我对84说，如果可以，明年再也别回来这里了。

就快搭乘前往天津的过路车了。原本期待的心情却莫名地沉重起来。清晨感觉自己像是有点发烧，在暗自思忖是不是因为不想去，所以发烧，好有个不出门的理由。还是走罢，就像朋友说的，我需要休息，彻底逃离在北京的生活。

这是一件令人振奋和欣慰的事情。今天下午，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情去了趟书店，1984如往常那样抱着几本书从书店走出来。我看见他天真、满足的笑容，在蓝天底下，和我一样幸福。跑吧，跑吧，孩子。

作为曾经的俄罗斯人，后来的英国驻俄外交官和热爱自由的学者，无论从哪方面看，伯林对俄罗斯的持续兴趣都顺理成章。这册文集，除了最后一篇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后（1990年）的《不死的俄罗斯知识阶层》是较宽泛的时评类文章，其余部分都集中关注俄罗斯历史的黑暗时期。这段时期里，俄罗斯遭受了纳粹德国的入侵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俄罗斯有过无数伟大的心灵，最坏的年月愈发能衬托出这些心灵的可贵。第五纵队式的内部绞杀，不仅直接损害这些心灵，更破坏了他们栖居的土壤。

伯林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不尽相同，亨利.哈代在《编者序言》里介绍得很清楚，有向政府提交的备忘录（《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有受编辑所托而写的评论文章（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和另一篇鉴赏文章《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为专业杂志（或机构）撰写的文字（《人为的辩证法》等）和自己的私人回忆（《访问列宁格勒》等）。不同的动机、题材、文体，保证了行文视角的多元，加之伯林又是整个苏联时代的见证者，所以这本书有特殊的价值。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顺理成章的期望，却往往滑向不切实际的狂热，影响到了对周围世界的清醒认识。伯林既是坚持自由主义的冷静思想者，又与苏俄社会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所以他的证言有摆脱"当事者迷"的可能。

伯林借助外交官的身份，流连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观察普罗大众的精神面貌。尽管文字平实，没有晦涩或华丽的惊人之语，但是他的印象记要比一般旅游者、记者和许多职业学者都深刻和周全许多。他亲身接触的俄罗斯，令人颇有似曾相识之感。1956年，后斯大林时期初段，和他交谈的学生"期望的是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找个好工作，外出旅游，谈恋爱，挣更高的薪水，好好地享受生活，而丝毫没有远大的抱负、意识形态的热情、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任何公共问题的敏感"（P118）。常规的意识形态教育仍然继续，却对个人主义的盛行束手无策。普通人"认为原则上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专制，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高效的运转，他们并不相信国外有真正的民主，尽管他们承认国外在物质文化上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外国公民的生活也更加的舒适"（P120），但是在他们身上又不乏淳朴和友善的光辉。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尚未曝光，统治者/被统治者二分的社会中弥散着劫难过后惊魂未定的病状。

分享类似的文化，让伯林更容易与俄罗斯的作家、诗人成为真诚的朋友，像老乡重逢一样回忆思古抚今。在全部国民当中，这只是极微小的一群人，却更为直接地传承所谓"大传统"的使命。自身的声望、对民族的爱以及斯大林的看重，合力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中。那时候，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定也需要斯大林本人亲自定夺，连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都要插嘴说上几句。作协主席法捷耶夫虽然斗胆据理力争，但是他的意见根本算不了什么数。（参见西蒙诺夫，《斯大林文学奖评选内幕》，《狂飙突进，悲歌未绝》，P166-191）伯林讲述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们的悲剧，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是不是金子见仁见智，但是他们内心的坚强自不待言。

记录自己亲身感受的俄罗斯社会、文化时，伯林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古怪行止描画得一清二楚。纳粹德国的侵略让俄国变得更团结，并不足以带来荒诞不堪的副作用。这是"大清洗"之后的岁月，官方作家、技术官僚、钻营者们与伟大领袖一道，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封闭、迟滞、逢迎和恐怖，把民族文化中恶的因子，如历史主义和唯一真理论发挥到极致。在黑暗时期坚守可贵心灵的作家们，是个松散而开放的群体，与自己身处的时代几乎格格不入。广为人知的故事之外，伯林提供的种种碎片佐证了这些心灵的特别。帕斯捷尔纳克放弃了流亡海外的机会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他本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这些，来反证制度的错误，但是近乎固执的忠诚又不允许他做出这个无所谓对错的决定。伯林列举出来许多帕氏精神力量的来源，比如他的家庭与托尔斯泰的友谊，比如斯克里亚宾、别雷和马雅可夫斯基。他坚守了"白银时代"的荣光，也维护了俄罗斯思想家的荣光，由此"赢得了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一致尊敬"（P87）。简略看来，阿赫玛托娃是另外一种类型，她批判托尔斯泰的说教，甚至"把他看作自负的魔鬼，自由的敌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但是同样乐于欣赏外面的美好。所有一切都可以略过不谈，最重要的是她说到卡夫卡……"他写书给我并写关于我的故事"（P75），又是一个美好的传奇。

不同的坚守让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有了不同的伟大，还有许多人，在晦暗时代有一颗能发出光亮的心。他们成就了自己，也成为了后人的榜样。可悲的是，他们本该为自己而活，为诗歌和文学而活，根本没有义务成为道德偶像，忍受摧残。但愿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成为令人扼腕的道德楷模。

伯林指出斯大林时代的病根是一种"人为的辩证法"，伟大领袖通过摇摆不定的"路线"让他的小集团保持一定限度的恐慌，并进而将这种统治术的效用推广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身上。其后果便是伯林看到的麻木和史书上记载的恐怖。回望故国，他不敢有丝毫的乐观。他不无悲哀地写道，"统治者也许残酷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被绝对的权力严重地腐化；但只有出于强烈的义愤和坚定的信念而非从实际的实际的观察和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的道德上的乐观主义，才会使某些苏联的研究者预言这些恶行本身必将很快腐蚀那些作恶的人，让他们无法继续掌权，从而自取灭亡。被统治者，一群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羔羊，也许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极其玩世不恭，渐渐变得冷酷无情，但只要实行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能有些短暂的喘息，他们尽管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仍然能够 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还能----仅仅是还能----忍受并继续生活、工作甚至享受快乐的理由。"（P112）

及至苏联解体，伯林看到了俄国特有的"知识阶层"的薪火相传，期望俄罗斯人因自由而为世界带来"惊喜"。但是他的乐观相当谨慎，他说"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P160）。时过境迁，斯人已逝，环视现在的俄罗斯和全世界，很难确定老先生的期望究竟有多少变成了现实。

2011年第一期《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