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03月22日

    最后的二十八颗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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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日子里,我们只吃洒了白砂糖和花生碎的汤圆。冬至早晨,阿妈早早地就带我去菜市场买做汤圆用的粉团,那是一整块凝固的糯米粉,粉红色的永远仅是点缀,和在白色的粉团中,那色泽格外显眼和诱人。我站在阿清嫂的糕点摊前,选了好久才选定一包带最多粉色的。

    阿妈从来不会和我们一起搓汤圆,她永远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她去做。那时候阿爸还上班,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坐在厨房里搓汤圆。我和阿弟都很爱吃汤圆,每一回都给自己搓一颗又大又红的。偶尔阿妈进厨房来,看见我们的大汤圆,总要重复那句话,“不要都搓成红色呀,红色用完了就没有了”,这句话她说了几年,后来就不再说了。

    等阿爸下班了,他就会给我们煮汤圆。阿爸说要等水开了才能下汤圆,汤圆熟了就会浮上来,跟学游泳一样,学会了也就自然会浮上来。煮汤圆时,我和阿弟一刻也不敢离开,就想看汤圆熟的样子。

    阿爸不上班了,冬至就和我们一起搓汤圆。他总会做上两盘,一盘少糖的,给自己吃。我们家小孩吃汤圆的传统多年不变,按年龄计,几岁就吃几颗。从前总是嫌自己太小,感觉十四、五颗汤圆总也吃不够。

    我二十三岁离家,在天津住了两年后,便搬到了北国。北国的同胞多,有时候吃汤圆时也会叫上我。我是到了北国才知道元宵和汤圆的区别,也在邻近的市场亲眼目睹元宵的制作过程。偌大的元宵机取代了双手,钢铁制的筐子滚动时发出嗡嗡声,雪白的元宵越滚越大,一直在筐里转个没完。市场里的散装元宵按口味一篮篮摆好,打包时所有口味都混在一起,我永远都猜不对每一颗元宵的馅儿,这是很令人沮丧的一件事。

    吃带汤的元宵这样的习惯也是到了北国以后才有的。偶尔我也会心血来潮,学广东人给元宵加糖水。如果还在南方生活,我是会到家门口摘两片香兰叶放到汤里煮的。那时候很多人家都种香兰叶,即便自己家没有,走几步路就能找到种有香兰叶的人家。

    在南方,不到冬至是不吃汤圆的。没有汤圆吃的日子里,人们还有炸麻团和“麻芝”(也有叫“麻糍”的)可以吃。麻芝和台湾的麻糬非常像,只是大多不带馅儿,和汤圆一样,洒满了花生碎和白砂糖。卖麻芝的几乎都是老人,骑着电单车,车一停,车身后便是一块木板、一个大钢盘及几样简单的厨具、食材。那些老人不经常出现,他们卖的麻芝永远是热乎乎的,是我少年时代非常念想的小吃。

    结婚以后,我把南方人冬至吃汤圆的习俗带到了我和夏木一起构筑的家。但一直到现在,每逢冬至,夏木还是会说:“该吃饺子了”。后来,当超市里的冰柜每天都摆着一袋袋的元宵时,我开始真正意识到那已经不单单是冬至和元宵节才吃的食物了。

    和月饼一样,北国的元宵也有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口味。那些新口味在我看来异常奇特,是我的味蕾无论如何都无法赞叹的。买元宵的时候,我总会下意识地避开那些五颜六色、轻盈的半透明球状物,而去找寻质感厚重、雪白的元宵。我是不会轻易让过去那温柔而美妙的感觉从此消失的。

    十来颗元宵,我和夏木一人一半,虽然他的食量比我大许多。元宵煮久了会膨胀,一颗颗沉到碗底,最后几乎黏作一团。不知道是北国的元宵大,还是自己的胃口小了,我再也无法吃那么多了。最后一次按岁数吃元宵还是二十八岁那年的冬至,我们几个同胞窝在宿舍里,窗外北风呼啸,我们围坐在一小锅热腾腾的元宵旁,欢声笑语。那一天下午,我一口气吃了二十八颗花生馅的元宵(所有人都对我的这个壮举赞叹不已),元宵在肚子里膨胀成了一个大雪球,雪球像在元宵机里滚动那般来回滚动,仿佛永远都无法停下来。

     

    原载于20160320的《星洲日报》。是为记。图为冬至时我和夏木吃的黑芝麻元宵。怀念吃汤圆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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