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03日

    愿花园花朵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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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陆,一本《印刻》的价格是六十人民币。花六十块钱买一本杂志是相当奢侈的一件事。六十块对不怎么买书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经常更热衷于一件衣服所能赋予身体的保暖度,而往往忽视了一本书的温度。
    如此这般的温度在这个国度是稀缺的。隔着一片海,虽然文明世界如你我的世界,这个新新时代的人类已经能以惊人的速度去传送一个包裹、一张纸,但她还是姗姗来迟,以致让你产生错觉,一度相信时光真的能够细水长流。
    嗯,是九月的,没错。第拾叁卷第壹期。封面上印着一轮盛世太阳,光芒万丈。每一道光都指向一个书写者正在或终究面对的命题(宿命)、抉择。他们说这是给文学人的未来备忘录,就像卡尔维诺写给未来一千年的人类(文学人)的备忘录,卡氏的时间点是上世纪(一九八五年),以一千年作为一个单元来计算,他和同代人距离下一个千年只有十五年之长。而我们已然在不经意间就来到了卡氏永远错过的新千年。
    光阴如梭。
    无论曾经、正在或即将发生如何糟糕的事,卡氏以及更多的书写者对于文学的前途都还是有信心的。造纸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在成全书写者的同时也成全、确立了自己的存在,而这样的一种关系一直是两情相愿、惺惺相惜的。
    未来?我曾无数次在梦中,在行走中幻想与揣测自己的未来。但哪怕只是即将到来的未来的一天、一小时,甚至是一分钟,我们都毫无把握。经上说,人算什么,上帝竟顾念他们。
    最近在写一篇关于卖报人的散文。周六,家里来电话说对岸那个卖报的阿嬷逝世了。母亲辗转找了几个卖报人,终究还是没能找到人愿意收下我的稿费单,给我八十块钱的稿费。买报纸的人太少了,谁也不愿先自掏腰包,替报馆付八十块钱。
    晚上,我读到了宇文正的《拜访十年后的副刊主编》,于是想到了那个素未谋面的卖报阿嬷,想到了同样也是素未谋面的蔡兴隆和梁靖芬。
    除了情人的情书,还未出书的书写者终日念兹在兹的便是编辑的来信(退稿信不算)了。这是一种微妙的书信往来,仿佛两个谨小慎微,其实各自满腔热血的笔友在网络世界之中交流、交往,彼此交换着一些像是秘密般的信息。
    我记得多年以前的我真的很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在收到编辑的退稿信后还会孜孜不倦地回信,有时候仅仅是为了表示遗憾、失望,而有时候是兴冲冲地质疑退稿的理由。后来,我的锐气与傲气都消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识好歹、自知了。再后来就是知道当时的编辑蔡兴隆也喜欢日本电影,于是同样兴冲冲地去书店买了小津的传记给他寄去。那年春节,我说我要回国,他说那就在报社附近见个面吧。结果是我回国以后不好意思联系他,后来的那几年我也很少写字了。
    时移事往,我听说他辞职了,在居銮开了家咖啡馆。他的太太名字叫安娜,是个会做蛋糕的女子。
    我们当然在脸书成了朋友。这同样也是一件极为微妙的事情,他应该不记得我,而只是出于礼貌,在一开始时来者不拒。后来他写专栏,真正成了公众人物,脸书的朋友数量暴涨,以致几度叫苦,说快没法加新朋友了。于是我悄悄删除他,好腾出空间给他真正的朋友。
    靖芬(容许我直呼你的名字,就像我在信中那样),宇文正敲下这堆文字时,她正幻想和十年之后坐在自己曾经坐的办公桌的副刊主编说话,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亲爱的副刊主编,十年后,以我的生涯规划,必不在这个职场上了。别家报社各有不同信念,或是政治、商业种种考量非我能够代为假设,我这封信其实也只能写给未来的《联副》主编。而我是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有信心,十年后,花园还在。
    愿花园花朵芬芳,你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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